春秋戰國時期的天命觀
中國歷史上，春秋開始直至漢朝的建立，是一個大動蕩、大分化的歷史時期，國家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都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井田制的破壞，直接動搖了政治上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宗法制的分封制。特別是農奴的解放，一般平民崛起為地主，連商人也憑手中的權力參與國家的政事;分封的諸候為了擴張自己的勢力互相爭霸，大力搜羅宗法血緣關系以外的人才，甚至是奴隸出身的人，如貧窮到為人趕牛的寧戚憑才能被齊桓公拜為上卿，窮困潦倒的百里奚憑智謀被秦國拜相等，開了老百姓也能當大官的風氣。進入戰國，"游說則范睢、蔡澤、蘇秦、張儀等，徙步而為相;征戰則孫臏、白起、樂毅、廉頗等，白身而為將。"(趙翼《二十二史札》卷二)。至于在社會變動中有的貴族從社會上層降落到社會下層更是常事。這些政治、人事制度的激劇變化，尤其是個人命運的大起大落以及時人對天象運動規律的初步把握暨自然科學的發展和進步，發現"天象"和人事不一定具有必然的聯系，這就不能不產生這樣的疑問：既然人的窮富貴賤是"天命"都規定好的，亙古不變的，那么和天子關系最親近的幾十顆血淋淋的國君的人頭何以落地?而貧民百姓又反而能出將入相?這無疑是給長期以來在人們心目中至高無尚的"天命論"當頭一棒。必然引起時人對"天命論"的信仰危機。反映在文學上也就出現了不少咒罵"天命論"的詩章：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憂不遠。"《詩經、小雅、節南山》
"天命反惻，何佑何罰。"《楚辭、天問》天上的上帝是如此地非不分，喜怒無常，邪僻乖戾，任意降災于人，人間的統治者是這樣的昏庸無能，沒有誠信，這又怎么能取信于民呢?有些人不再相信冥冥中的上帝，他們撇開血緣決定命運的觀念，開始從人的自身尋求個人命運的普遍規律。
人的思維認識，總要受到已有知識的限制。那么提供給剛剛從黑暗的天命觀的縫隙中探出頭來研究個人命運這個新課題的思想資料又是什么呢? 陰陽五行學說就是在這種歷史和社會的大背景下應運而生。
最早提出人類生活所必須的五種基本物質的.是殷周之際的箕子。《尚書、洪范》中記載了箕子關于五行之數的話后又說："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穡。潤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箕子不僅確定了基始物資，而且還根據它們的自然屬性確定了別名，并且從味道上做了區分，這是比較高明的。
箕子的五行學說仍沒有完全跳出生活之需的圈子，倒是西周末年的伯陽父在箕子的基點上往上蹦了蹦，摘到一科學的果實。他是我國古代陰陽五行學說的倡導者，關于五行，他說："先五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萬物。"伯陽父把人們生活中離不開的金木水火土五種具體物質當做世界的本源，是其它一切物資的基始。正是由于這五種不同的物質互相結合才生成了萬物，顯然，伯陽父企圖用物質自身來說明客觀世界。
五行說被高度抽象出來后，基本質不是構成世界萬物的基本元素，而是物質的五種基本形態。金木水火土只是這五種基本形態的代號。拿今天的話來說，金是固體態，水是液體態，火是氣體態，木是等離子態，土是綜合態，土包容一切，可被稱為"第五態"物質。世界是動態的世界，而物質的運動必然引起此一物質和彼一物質之間的形態的轉換，古人是用五行的生克制化來說明這一道理的。自然界陰陽相互作用產生了五行，五行相互作用則產生了萬事萬物無窮無盡的變化。 進入戰國以后，隨著陰陽五行說的興起和天地自然、生命形態、社會人事同源同理，同步效應的宇宙觀的初建，不少學者以自然命定論來改換孔子的天帝命定論，并明確指出人的生死、壽夭、貴賤、貧富等都是"天之所稟"的自然之數。這是我國古代命運觀上的重要轉變，它的積極作用是對當時以宗法血緣定貴賤的封建制的巨大沖擊，消極方面則是進一步否定了后天個人努力的作用和意義。如《淮南子、謬稱訓》說："人無能作也，有能為也，有能為也，而無能成也。為之為，天成之。終身為善，非天不行，終身為不善，非天不亡……故君子順其在已者而已矣……求之有道，得之在命。"人為的主觀努力，在他們看來僅為一廂情愿的事，成功與否全在命在天，為了確立這一論點，《列子、力命》篇還煞費苦心的將"力"和"命"虛擬為兩個人。
這段文章的大意是說，"力說，人的貧富貴賤，窮通壽夭，都是后天努力的結果呀!這是我所能做到的事。命說，即然如此，那么彭祖的才能比不上堯舜，而他卻能活到八百歲;顏淵的才能高于眾人，而只活了三十二歲;孔子的品德無疑高于諸候，卻窮困一生;殷紂王極無品德，卻高居帝王之位;季札是吳國的賢士，卻一直無官;而蠻橫的田桓卻占有整個齊國;伯夷叔齊都賢，最后卻餓死在首陽山上;魯國的季氏雖惡但巨富，你要是有能力來改變這一切，為什么不去改變它呢?"《列子、力命篇》徹底否定人的后天的主觀能動性。片面強調消極地"聽天由命"的命運觀，這是與高度極權統治的整個封建社會制度和文化相適應的。經典的正統文化對"聽天由命"的消極命運觀的闡發遠不止以上所述，但這些材料基本上道出了我國古代消極落后的舊命運觀的基本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