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管理思想

　　《周易》蘊含著豐富的管理學思想。事實上，無論從《周易》文本的性質、從其所遵循的“天人合一”的運行規則還是從哲學文化的意蘊上來看，《周易》皆具有典型的管理學特征。

　　作為大道之源、六經之首的《周易》，其思想可謂駁雜而宏闊!《系辭》中所謂“《易》為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的概括也許對《周易》思想之博大做了很好的說明。既然“易道”充盈天地間，那么它勢必要涵蓋人間一切的學問。更何況，《周易》乃是由獨特的符號體系所構成——馮友蘭先生認為周易的八卦符號是個X——符號具有不確定性、模糊性、開放性的特點，這勢必導致人們對《周易》解讀、詮釋的豐富性、多義性。

　　因此之故，人們對《周易》的研究亦呈現出多樣性，如不少學者從筮法、史學、倫理學、哲學、思維學乃至軍事學等角度對之展開研究。今筆者不避粗淺，試圖從管理學的維度①對《周易》所蘊含的“X”做一“填充”，以拓展《周易》的研究維度，并期望給當代管理思想以有益的啟示。

　　一、作為管理學的《周易》

　　在闡發《周易》的管理思想之前，有必要追問《周易》的“管理學性質”——假若《周易》本與管理不相干，那么所謂“周易的管理學解讀”不過是筆者的一廂情愿——無疑，獨斷論的解讀不但缺乏說服力，反而有附會的嫌疑。因此，探討《周易》的“管理學身份”就顯得尤為重要。以筆者拙見，可從三個層面對其“管理學性質”進行考量。

　　(一)從卜筮的身份看《周易》的管理學性質

　　客觀地講，《周易》本為卜筮之書，無論從其符號的構成方式還是從卦爻辭的記載來看，這一點都不容質疑。我們知道，《周易》的主體部分(即經文部分)由象和辭構成，“象”指的是通過一定的衍算方式所得的卦象，而“辭”(卦爻辭)則是對卦象所下的斷語。“所謂斷語就是結論，多用吉兇、悔吝利與不利等辭，取象和斷語是因果關系。”[1]65無疑，這種通過“象”推斷事物“吉、兇、悔、吝”的方式表明《周易》乃是卜筮之書。《周易·系辭》中還專門介紹了筮的方法：“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2]369

　　此外，古代經典的各種記載和論述亦表明《周易》本質乃為卜筮之書，如《周禮春官宗伯》：太卜“掌《三易》之法”、“筮人掌《三易》”，等等。《三易》即《連山》、《歸藏》、《周易》，筮人掌《三易》之法的目的，在于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尚書》)。《左傳》、《國語》有關以周易卜筮的記載有22次之多，此皆雄辯地表明《周易》的卜筮性質。

　　對于作為卜筮之術的《周易》，人們慣常以神秘、迷信乃至不屑一顧的態度對待之，似乎古人將自身未知的命運交付于神秘的天命，而無任何自主性可言。事實則相反，透過這種神秘之術的表象，我們恰恰看到古人不甘現狀、不甘命運擺布的主體意識的覺醒：他們試圖通過預測未來的方式，恰適地安排自己的生活、生產秩序，使之向著既定的目標發展——顯然，此與西方管理學的目標管理有“類同”之處。從這個角度而言，卜筮的目的乃是趨利避害，通過人對未來的目標管理——對有利的目標(預測)設法達成，對悔、兇的目標設法避免——來改變自身的命運。這種通過預測、制定規劃以求達到既定目標的過程，無疑表明《周易》具有顯著的管理學特征。

　　不僅如此，古代統治者更是將《周易》卜筮視為參與管理國家的重要理論工具，漢代尤其如此。京房在《京氏易傳》中曾有專門論述：“故易所以斷天下之理，定之以人論，而明王道。”由此可知，古代決策者利用《周易》卜筮的神圣性和權威性，來推廣自己的決策。關于這種論述，余敦康、林忠軍兩位先生皆有宏論，此不贅述。

　　(二)從“天人之學”的機制看《周易》的管理學性質

　　即便我們從“天人之學”的角度解讀《周易》，亦能品出《周易》的管理學韻味。《周易》可謂中國最古老的“天人之學”，這種“天人之學”的理論基礎有三：觀物取象、相似理論、感應原則。

　　中國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年2月第29卷第1期郭繼民，等：《周易》管理思想探微1.觀物取象

　　此乃《周易》建立的基石，它試圖按照某種模式在人、天之間建立“描摹式”的圖式關系。《周易·系辭》對此“觀物取象”至少有三處論述：“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2]356——此言觀物取象的目的;“圣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2]386——此言觀物取象的原則;“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言觀物取象的緣起。

　　2.相似原則

　　“相似原則”建立在“觀物取象”的基礎之上。所謂相似原則，是指《周易》以事物的陰陽屬性為主要依據，按照其屬性將萬物歸結到八類不同的卦象(符號)中去，即乾、坤、坎、離、震、兌、艮、巽。關于八卦的屬性，《說卦》云：“《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悅)也。”[2]433于是，通過“相似原則”，萬物被“抽象”為八卦所融攝的符號體系之內。

　　3.感應原則

　　感應原則，乃《周易》中最富有神秘色彩的原則。對筮者而言，乃是其經過多次運用符號之間的演算關系而獲得的一種神奇“感應”力量。不過就《系辭》所傳達的信息來看，它更多地表達出“天人一體”的全息性原則，所謂“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故”[2]376，即然。 　　西方的管理學中的科學學派主張，在管理時為了減少各種人為的因素，應該依靠一套決策程序，建立數學模型以增加管理的科學性。若悉心分析“天人之學”的運行機制，當知，《周易》同樣有一套相對完整的演算、決策的機制。“觀物取象”可謂對管理對象的認知和抽象;“相似原則”則是對管理對象進行分類并建立模型;“感應原則”則是科學管理所要達成的目標。古人相信，通過這種運行機制，可以更好地進行“目標管理”。

　　(三)從文化哲學看《周易》的管理學性質

　　如果說在春秋以前，《周易》純粹作為卜筮之書存在，那么經孔子進行傳授、整理以后，《周易》已發生了人文學的轉向，其人文思想主要體現在《易傳》之中。及至兩漢，《周易》與《尚書》、《春秋》、《詩經》、《禮經》并稱“五經”，且《周易》位居“五經”之首，成為儒家治國安邦的重要經典。治國安邦，當然是管理，而且是“大管理”，作為“五經”之首的《周易》更是因蘊涵豐富而深奧的哲學而為歷代決策者所深愛。且不言自古至今專門治易者有三千余家，即便《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等經典史學著作，乃至《淮南子》、《白虎通》、《春秋繁露》、《鹽鐵論》、《說苑》等中國一流經典著作也多以《周易》為基礎，并藉此闡發管理國家的理論。時至今日，鄰邦日本亦將《周易》視為高等管理人員的必讀科目——《周易》的管理學性質由此可見一斑!

　　同時，伴隨著兩漢對儒家經學地位的確立，《周易》亦成為自漢以降歷代統治者選拔人才的“必考科目”，對此，林忠軍先生曾總結道：“《周易》是選拔古代優秀管理者的重要尺度。”[此亦為《周易》具有管理學身份的一大明證。

　　二、《周易》管理思想舉要

　　我們說《周易》具有“管理學的品質”，實則在于其本身蘊含著豐富的“管理”思想。不過，在探討《周易》管理思想之前，首先要明確“管理”的定義。“管理”的定義相當寬泛，可謂見仁見智，即便具有豐富管理思想的現代西方學者亦無定論：強調決策者認為“管理就是決策”;強調工作任務者認為“管理就是由一個或多個人來協調其他人的活動，以便收到個人單獨活動所不能收到的效果”;強調管理者領導藝術者認為“管理就是領導”，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雖然關于管理的定義眾說紛紜，但關于管理的“主干脈絡”卻大致類同——管理，無非是“通過一定的手段、措施(計劃、組織、控制、激勵)來協調人力、物力和財力資源，以期更好地達成組織(既定)目標的過程”。

　　正如上文所述，具有卜筮性質的《周易》更傾向于“目標管理”，當然這個目標包含個體主觀的需求——更多的是指通過“占卜”(即通過天人關系的感通)得來的“結果”，也許稱之為“目的管理”更為恰切。這種“預測未來目標”的行為實質上就是現代管理學中的計劃、決策行為。更可貴的是，《周易》絕非要人們局限于既定的“目標”(兇、悔、吝等不好的命運)，而是希望人們采取積極的措施和行動，趨利避害，讓事態向著主體所希冀的目標發展。

　　這里的“措施和行動”，指的就是《周易》中對人、財物的管理，其中還包括管理方法與模式的應用。本文試圖從上述三方面挖掘周易所包含的管理思想。

　　(一)《周易》蘊含著豐富的“關于人的管理思想”

　　人是管理中的決定性因素，正如《系辭》所言，“何以聚人曰財”，即表明《周易》對人的重視。《周易》認為，善于識人、知人、用人、利人乃是管理取得成功的關鍵。

　　1.識人

　　識人，是用人的基礎。如果看錯人、用錯人，則可能導致全盤皆輸的局面。《系辭》中對識人有著精辟的論述：“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詘。”[2]424今天看來，似乎是經驗之談，但卻體現了古人識人的策略，更體現了識人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2.交人

　　“識人”是用人的基礎，而“交人”則是用人的根據。因為在管理中，即使了解到某人德才兼備，然而若用其人，必須先進行禮賢下士的“結交”，譬如劉備三顧茅廬，韓信月下追蕭何，文王拜子牙等等，皆為“交心”之范例。若無任何溝通，他人將難以為己所用。對此，《系辭》云：“君子安其身而后動，易其心而后語，定其交而后求。”只有在以誠待人、相互溝通的基礎上，決策者才能向他人提出要求，并使之為我所用。

　　3.用人

　　俗語云：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用人當用其長，更要“當位”。“當位”乃《周易》中的術語，指陰陽爻所處的位置，一般而言，陰爻處陰位(二、四、六)，陽爻處陽位(一、三、五)，即為當位。同樣，利用人才，應“人盡其才”，方式當位，否則將造成嚴重后果。正如《周易·系辭》所云：“德薄而位尊，知少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兇。’言不勝其任也。”[2]404決策者不可不察，尤其是家族企業，裙帶關系多的企業在用人問題上更要慎之又慎。

　　4.同人

　　一個企業乃至一個國家，須上下同心，形成團隊精神，方可達成既定的目標。《周易》中有“同人”之卦(天火同人)，尤其重視團隊精神，其卦辭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同人，意即與人志同道合，以天下為公。唯有上下齊心，志同道合，事業方可大成，預期目標方可實現。故爾，《系辭》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同心”既是事業成功的重要保障，更是管理者追求的最高境界。

　　5.利人

　　利人，意即以利益鼓勵人，可看做現代管理的激勵制度。《乾卦·文言》云：“利者，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干事。”對于“利”，孔穎達言：“利物足以和義者，言君子利益萬物，使物各得其宜，足以和合于義，法天之利也。”[4] “利”就是使所屬各部分各得其利，各得其之所宜。這既理所當然地指向對被管理者利益的關懷，以使人安，同時也可以視為一種激勵制度。《周易·系辭》所謂的“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之言，無疑乃是對決策者的極高要求。

　　(二)《周易》蘊含著精辟的“關于物的管理思想”

　　《周易》對(財)物的管理思想主要包括“物盡其用”的“當位”理念、節約原則和“知幾”的細節管理思想等。

　　1.“物盡其用”

　　“物盡其用”同“人盡其才”相對應，主要討論“當位”原則。物的當位原則，是指物的價值與其所處的“位置”(地位)有關。茅草本為極其普通之物，然而在舉行祭祀大禮時，茅草的價值就非同尋常。《大過》卦云：“初六，藉用白茅，無咎。”即言，祭祀時用白茅襯墊祭品，必然沒有過失。孔子對此進行引申：“茍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2]365孔子認為，假設沒有茅草，只要懷著慎重恭敬之心對待祭祀，也是可以的。但這里，孔子對“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的思想實則凸顯了“當位”的思想，物本無所謂有用、無用之分，只要當時、當位，則即使輕微如茅草之物也可有大用。既然物皆有用，就不存在棄物，而在于如何用。無疑，這種對物的態度在管理學上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2.節儉原則

　　同“當位”原則相聯系，則是對(財)物的節儉理念——既然物無棄物，那么對于物應該采取節儉原則。更何況，在古人看來，“節儉”乃是天道的體現。《節》卦彖辭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很明顯，《周易》借天道以明人道，提出管理國家的大原則，在于節儉。《節》卦爻辭六三亦曰：“不節儉，則嗟若，無咎。”其意為，不節儉則貧困，處貧困則知悔過，若節儉則可以無災難：進一步強調了節儉的作用。“節儉”意識不僅是一種美德，同時也是一種管理理念。善于管理者無不倡導節儉理念，中國知名大企業如鞍鋼、大慶、一汽、二汽、首鋼、攀鋼等大型骨干企業，無不倡導勤勞節儉的企業文化理念。

　　3.細節管理

　　當代管理思想尤其重視細節管理。確實，某種意義上，“細節決定成敗”。《周易》尤其重視細節的作用，《系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2]405細節在《周易》中又稱之為“幾”。“幾”指苗頭、征兆。《周易》強調“知幾”、“研幾”的細節功夫。知幾，就是善于從細微、細節處看出事物發展的端倪，從而避免事物向不好的方向發展。“研幾”則是指善于研究事物的細節、精微處，以此提高管理者的決策能力和應變能力。知幾、研幾的功夫相當艱深，只有不斷深入事物(過程)的細微處，不斷地觀察、分析、反思，方可領會事物發展的微妙處。然而，一旦擁有了“知幾”的火眼金睛，管理事業則可運行于掌，恰如《系辭》所云：“圣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2]376

　　(三)《周易》亦涉及到“管理方法與管理模式”的內容

　　《周易》所涉及的管理方法和模式，主要可概括為過程管理、模型管理。當然，二者皆建基于目標管理的格局之下。

　　1.過程管理

　　正如上文所言，從卜筮的性質來看，《周易》所彰顯的管理思想固然更貼近“目標管理”，然而，就圍繞著既定目標之達成而言，《周易》又蘊含著過程管理的思想。

　　《周易》的過程管理，根據控制對象的不同，大致可分為“心理控制”和“事件控制”。

　　“心理控制”的對象是人。在管理過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尤其是人的意志、情感等心理狀態將隨著事物的波動而產生或悲觀、浮躁、厭倦的情緒，或盲目樂觀、目空一切的驕傲情緒。現代管理學將這種對人情緒的調控，稱之為管理心理學。《周易》尤其重視對人的心理管理和調控，通過強調事物的變動不居，告誡人們須有居安思危的意識，須“得意不忘形”，如《泰》卦本象征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最佳狀態，然而其上六預示這種良好的狀態不能長久：“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同時，《周易》還激勵人們在危難之際不要丟掉理想、信念與希望，《否》卦即如此。《否》卦本為不祥之卦，然而其結局卻如《否》卦上九爻辭所謂的“傾否，先否，后喜”。《泰》《否》兩卦昭示人們，在創業的過程中，要抱有堅定的信念與中和的心態，不因物喜、不因物悲，應像《隨》卦那樣，在創業的整個過程中，踐行隨和、隨時和追隨正道的原則，既保持正道直行的韌性與隨和的心態，又能適時而變，不改初衷。

　　“事件控制”的對象指的是事件本身。由于事物的發展處于動態的過程中，甚至處于不可預料的態勢下，在此情勢下，人們應當如何對事件本身進行控制呢?《周易》的指導思想是：因時而變，趣時而革。《蠱》、《革》兩卦明晰，《蠱》卦認為，面對事件中的疲敝現象，必須堅定信心，積極治理，把由亂到治到亂的必然性和治蠱的能動性結合起來，推動新局面的出現;《革》卦則認為“天地革而四時成”，要及時根據事物發展的特點，順應自然規律，根據外部環境的變化，選擇適當時機，進行大膽變革，以促進事物向希冀的目標發展。

　　事實上，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序也可以看做是對事物發展過程的監管和控制，乾坤乃創業之始，而創業過程則由艱難之《屯》卦出發，逐漸強盛，然其發展過程并非直線式的，而是依無平不陂、剝極必復、否極泰來的螺旋線方式演進。六十四卦最終以《未濟》終結，極具深意：它預示圣人追求的“舉而錯之于天下之民謂”的事業乃是無窮盡的“大業”，與起始之《乾》卦所寓意的自強不息遙相呼應。悉心體悟六十四卦的排列順序及其大義，難道不可將之視為“過程管理”的描述和控制?限于篇幅，此不展開論述。

　　2.模型管理

　　正如西方現代管理善用、引進數學模型一樣，《周易》其實也善于用“模型管理”。《周易》所采用的模型，是建立在觀物取象與抽象符號的基礎之上，遵循的是相似原則(即上文的天人合一的運行機制)。《系辭》對這種模型管理模式有著較為詳盡的.敘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對于“卦”與“(典章)器物”的關系，不少學者對《系辭》的說法提出質疑，如郭沫若、任繼愈等先生認為卦由物象而來，而非先有了《渙》卦才有舟楫的發明。筆者對此提出不同看法。筆者認為，對于器物與卦的關系，不僅要從來源上考量，更要將其納入事物演進的動態鏈條中。就起源而言，當然是先有(混沌)物而后有卦，然而，當有了卦(卦代表抽象的理性思維)以后，“卦”則可指導人們更好地制“器”，從這個意義上講，器物來源于《卦》也是有道理的。上文《系辭》所言的“萬民以察，蓋取諸《夬》”等說法，就在于《系辭》作者強調了理性思維的指導意義。這種由具象(事物)到抽象符號(模型)進而分類乃至創造出新事物(如器物、典章制度的產生)的管理模式，即為中國最早的模型管理。不過，周易中的模型管理與現代西方管理學的模型管理的不同之處，在于西方現代管理注重定量分析，具有清晰性和準確性，而《周易》所涉及的“模型管理”則注重定性分析，具有模糊性、混沌性。 　

   　三、《周易》管理思想的人文價值

　　以上論證并挖掘了《周易》的管理思想，并非意味著筆者將《周易》視為管理學之圭臬，而是希冀決策者、執政者能從中得到有益的啟示。客觀地講，《周易》的管理思想沒有現代管理學中的“量化”手段，似乎缺乏科學性，也很難直接被“套用”而立竿見影，但這并不意味著《周易》所蘊含的管理思想沒有任何啟迪意義。恰恰相反，在人們普遍將管理拘泥于企業且以經濟利益為終極目的的當下，《周易》管理思想中的人文價值更富有啟迪意義。

　　其一，《周易》所獨有的宏大“天人”管理視野及其所追求的“保和太和”的管理境界，具有恒久的借鑒價值。《周易》乃天人之學，它研究的問題囊括整個宇宙，即包括三才之道(天道、地道、人道)的所有問題，正所謂“范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此言其視野宏闊;同時《周易》所追求的最高管理目標乃是“保和太和”的和諧境界，它超越了當代管理者多以財富為終極的狹隘目標，而是以天、地、人和諧相處為目標的高妙境界。因此，無論從《周易》管理思想的視野還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來看，皆對當今的政治管理、文化管理、經濟管理有著重要的啟迪意義。

　　其二，《周易》管理思想中所凸顯的開放、和諧的“變易”思維模式，尤其對“過程管理”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漢人把《周易》的內容歸為“三易”，即變易、不易和簡易。然而其要旨則是“變易”。《周易》的變易思想啟迪人們，在“過程管理”中，不能拘泥、執定于常態、綱要、公式或教條，要時時注意到主體與外界環境以及其關系(天、地、人所處的動態關系)的變化。只有在管理過程中積極遵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變易思想，效法天地自然的流行不息，方可立于不敗之地。這種不拘一格、應時而變的開放思維模式，在當今管理中仍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如“過程管理”中的“權變”理論，所彰顯的無非是“動態的思維模式”而已。更值得注意的是《周易》的“變易”思想始終在維系“天、地、人”和諧關系的基礎上進行，是一種和諧思維。它要求管理者在管理過程中堅持中庸立場，不偏不倚、適量守度，通過選擇最佳的管理方法，以保證管理活動合理有效運行。這種開放、和諧的思維模式規避了“西方過程管理”中經常出現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盲目求變的片面思維，其意義不言而喻。

　　其三，《周易》管理思想對義利的態度值得當下管理者反思。《周易》不排斥“利”， 所謂“利用安生”，即表明其對“利”的重視。然而，《周易》更傾向于從開闊的視野上闡釋“利”的概念，且將義、利緊密結合起來。《乾卦·文言傳》說：“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干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干事。”[2]93此既涵攝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經營理念，更強調了義對利的引導作用。《系辭·下》中說：“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又說：“禁民為非曰義。”“義”者，宜也。“宜于彼不宜于此，不得謂之利;宜于此不宜于彼，亦不得謂之利。必兩利俱利，然后為利。”把一己之利當成最高的甚至唯一的行為準則，是“小人”的行為，此行為必將導致對社會整體秩序的破壞，甚至會走上犯罪道路并反過來毀掉其利益。所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即表明此意。因此必須用“義”來規范主體的決策管理活動，無疑，《周易》建立的義利觀尤其值得當今管理者反思。

　　其四，《周易》管理思想具有濃郁的人文色彩，尤其強調了決策者的人文關懷。正如日本管理大師松下幸之助所倡導的“松下生產人，同時生產電器”[5]管理理念一樣，《周易》始終把人放到第一位。《周易》固然講究“舉而錯之于天下之民”的事業，但更強調進德修業，重視人的塑造。《易傳》反復強調學問思辯、進德修業，注重挖掘人之德性，塑造完美的謙謙君子。《系辭》中三陳九德，即為明證，此體現出《周易》管理思想具有濃郁的人文色彩。同時，《周易》還認為進德修業乃須依靠決策者(圣人)率先垂范的引導作用來完成，例如《乾》卦強調最高管理者須有開拓進取的剛健精神并以此激勵他人;《坤》卦和《泰》卦要求管理者須具有內剛外柔的品行和寬厚遠大的胸懷;《中孚》卦要求管理者須具備誠信品格;《謙》卦要求管理者應具備中謙、退讓的品德;《比》卦要求管理者與百姓打成一片;《同人》卦要求管理者破除私心雜念;《觀》卦則要求管理者應當體察民情、關注民生等等，這些皆雄辯地表明，《周易》視野下的決策者具有深沉的人文關懷：《周易》視野下的“圣人”(決策者)并非單純的盈利者，而是教化百姓并與之德性共進的精神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