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古文運動

引導語：中唐時期的文風虛浮、文章空洞,文人多不通事務,卻熱衷于名利。為了改變這一狀況,以韓愈、柳宗元等人為首的有識之士掀起了一場古文運動。

所謂“古文”的復興，有賴于韓愈的出現。而說到韓愈，則必須看到他的多面性。

一方面，韓愈具有積極維護封建專制和儒家“道統”的熱情，而另一方面，韓愈又是一個個性很強、自我表現欲很強的人。在他的怪怪奇奇、汪洋縱肆的詩歌中，我們已經可以感覺到他的不甘凡庸、喜好張揚外露的氣質，而“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之”(《芍藥歌》)這一類自我描述，更不是拘謹斂束的形象。

甚至，他以上追孟子、繼承道統自命，也可以說是上述兩方面因素的共同表現。所以，當韓愈投入古文復興運動時，他的態度與前人實有很大的不同。在以復興儒學為核心宗旨的基本立場上，他確是繼承了前人;但他的整個散文理論，特別在變革文風、推進創作方面，卻增添了許多新的和更為合理的內容。而古文運動獲成功，不僅由于他的理論，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寫出了許多富于個性、才力和創造性的佳作，從實踐上重新奠定了散體文的文學地位。同時，他大力提倡與呼吁文體改革，團結了一批撰寫散體文的作家，使散體文創作形成了一股較大的文學潮流。

《舊唐書·韓愈傳》說：“大歷、貞元之間，文字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游，銳意鉆仰，欲自振于一代。”其中，獨孤及對韓愈的影響應該是間接的，因為大歷十二年獨孤及去世時，韓愈才十歲。但梁肅對韓愈卻有直接影響。韓愈《與祠部陸員外書》中曾說到過梁肅對自己及朋友的提攜，《唐摭言》還記載韓愈、李觀、李絳、崔群在梁肅處游學，三年未得見面，而一見之下，梁肅大為稱賞，于是十分推獎他們的文章。這可能是后人杜撰的故事，但韓愈接受了梁肅的散文理論，則無可懷疑。不過，韓愈的古文理論絕不是簡單地抄襲或因循前人的見解，它的實際內容要豐富得多。

第一，韓愈主張寫散文“宜師古圣賢人”(《答劉正夫》)，但學習古文，并不因為“其句讀不類于今”，而是“學古道則欲兼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題歐陽生哀辭后》)，也就是說，學古文根本上是為了學習“道”。表面看來，這與蕭穎士、獨孤及、梁肅等人的思想并沒有區別，但是，蕭穎士等人所說的“道”只是指倫常教化、道德規范，即儒家學說中的外在倫理規范，而韓愈所說的“道”則兼指(有時偏重)人的內在道德修養和人格精神。

他在《三器論》中曾說過，“不務修其誠于內，而務其盛飾于外，匹夫之不可”，在《答尉遲生書》中又說過，“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故君子慎其實”，并反復強調孟子“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的論點(《答侯生問論語書》)，顯然他是吸取了孟子學說的精神，把內在精神看得很重的。所以，他很重視“氣”的作用，認為文章的好與壞，就決定于這種精神性的“氣”充實與否。

他曾借孟子的話說明，如果人格高尚、志趣充實，文章也會充實，而“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同上)。《答李翊書》中又說：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與言猶是也。

這當然不是韓愈的發明，但是，韓愈再次提出這些見解卻有兩重意義：一是他把“文本于道”從外在禮法規范、道德信條對文學的制約轉化為人的內在人格修養對文學內容的決定。盡管韓愈所要求的人格修養與內在精神總體上并不與儒家禮法相沖突，但它畢竟使文學趨向自覺的表現而不是被動的詮釋。二是韓愈肯定了內在精神與人格修養中情感的地位。

所謂“氣”，也包括了“不平則鳴”(《送孟東野序》)、“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送高閑上人序》)、“愁思之聲”、“窮苦之言”(《荊潭唱和詩序》)等等“不平有動于心”的個人情感活動及其在各種藝術中的表現。這說明韓愈講“文以明道”仍是有較大包容性的，它并不排斥、甚至贊許強烈的喜怒哀樂之情的存在。

第二，學習古人的散文體格，主要應該學習古人“詞必己出”(《南陽樊紹述墓志銘》)，而不是簡單地模擬古文。駢文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好用典故，而缺乏創造力的作者便把一些爛熟的套話翻來復去地鑲嵌在文中，既無真情實感，又無新鮮的語言。針對這種缺陷而提倡散文的韓愈，便把“惟陳言之務去”(《答李翊書》)看得很重。雖然他也很重視從古人的作品中學習語言，如《進學解》中曾歷數“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云、相如，同工異曲”，但他并不是停留在這些古文的技巧和語言上。在《答李翊書》中，他說自己學文，開始是“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但這時并不能“唯陳言之務去”。其后，“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漸漸有了心得，于是“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來矣”。最后，對古人之言“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養氣守醇，才到了化境，可以自如地寫自己的話、自己的心了。可見，韓愈要求的，乃是“師其意不師其辭”的學習古文方法和“自樹立，不因循”(《答劉正夫書》)的.文章語言風格。而實際上他對前代文章的借鑒吸收，范圍是很廣泛的，其中也包括駢文的成分。

在主張“文以明道”的同時也承認作者個人的內在情感在散文中表現的合理性，在主張“師古人”的同時又強調語言的創新和風格的個性化，這是韓愈散文理論的精華所在。但是，個人內在情感與個性的表現與“道”的要求，并不是很容易統一的，而常常會出現矛盾。面對這種矛盾，韓愈在理論上還是把“道”放在首位。

他一方面承認人的內在情感是文學創作成敗的基礎，但另一方面又試圖把這些感情盡可能納入合乎封建倫常的規范中。他說他自己的“道”，乃是“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重答張籍書》)，自己的“文”是“歌頌堯舜之道”的文，內容“皆約六經之旨”，雖然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于天下”，但也決“不悖于教化，妖淫諛佞诪張之說無所出于其中”(《上宰相書》)。總之，“道”對個性對情感的寬容，還是有限度的。

至于韓愈本人的創作，又比他的理論更能反映出他作為文學家的氣質。其中雖然有大量論“道”言“性”的作品，如《原道》、《讀荀子》等，但也有許多既出于真情，又刻意追求藝術性的文學作品。所以，當時人裴度說他“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以為戲”(《寄李翱書》)，后來人說他“徒語人以其辭”(王安石《上人書》)、“第文人耳”(宋釋契嵩《非韓》)、“以為文人則有余，以為知道則不足”(張耒《韓愈論》)，尤其是南宋大儒朱熹，更指責他“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讀唐志》)，都看到了他在追求“道”與追求“文”之間的脫節現象，看到了他對文學性的興趣往往超過了對政治倫理的興趣這一事實。但是，這恰恰是韓愈在文學創作中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在創作實踐中，他既投入了豐富的情感，又運用了很高的語言技巧，因而寫出了許多優秀的散文作品。

韓愈的《原道》、《原毀》、《師說》、《爭臣論》等說理文結構嚴謹，重視行文的氣勢和邏輯，過去很受一般古文家的稱賞，但文學價值并不高。倒是一些議論性的短文，帶著充沛的感情，寫得真摯動人。如《送孟東野序》為孟郊鳴不平，激動地發泄著對時代與社會埋沒人才現象的一腔怨氣;《送董邵南序》則借安慰因“舉進士，連不得志于有司”而只好去燕趙謀事的董邵南，抒發對才士沉淪不遇、生不逢時的感慨;

而《送李愿歸盤谷序》則借贊美退隱者的清高，斥責那些“伺候于公卿之門，奔走于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的小人的卑劣行徑，蘊含了下層文人在社會壓抑下一種急于宣泄的“不平之氣”。此外，還有一些近乎寓言的雜感，則銳利尖刻、生動形象，往往一針見血，而又不動聲色。

如《雜說一·說龍》、《雜說四·說馬》、《獲麟解》等，都是借龍、馬、麟等動物的遭遇來寫人的，在這些雜感中往往包含了韓愈自己懷才不遇的感慨或窮愁寂寞的嘆息。如著名的《說馬》：

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只辱于奴隸之手，駢死于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在韓愈的散文中，悼念其侄韓老成的《祭十二郎文》尤其具有濃厚的抒情色彩。哀吊之文前人多用駢體或四言韻文寫作，在整齊的格式中求得一種莊肅之感。而此文全無格式、套語，而且不像韓愈其他文章那樣講究結構。全文以向死者訴說的口吻寫成，哀家族之凋落，哀自身之未老而衰，哀死者之早夭，疑天理疑神明，疑生死之數乃至疑后嗣之成立，極寫內心之辛酸悲慟;中間一段寫初聞噩耗時將信將疑、不甘相信又不得不信的心理，尤其哀切動人。文章語意反復而一氣貫注，最能體現在特定情景下散體文相對于駢體文的優長。

韓愈的記敘文中，如《張中丞傳后敘》、《毛穎傳》、《石鼎聯句詩序》等，敘事中或加渲染，或雜諧謔，也寫得很生動傳神。像《張中丞傳后序》寫南霽云向賀蘭進明求援，而賀蘭進明出于妒忌，按兵不動，反而設宴以籠絡南霽云，這時，韓愈以濃筆重彩寫道：

霽云慷慨語曰：“云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之泣下。

下面，接著又加上一節：

(南霽云)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磚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

這兩段，在刻畫南霽云忠勇堅貞品格的同時，把南霽云剛烈的個性也凸現出來了。在《石鼎聯句詩序》中，韓愈充分運用欲擒故縱、借外現內的方法，描寫才智過人的道士軒轅彌明與劉師服、侯喜二人聯詩的戲劇性過程和人物的心理變化。

他先寫道士的貌不驚人，“白須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因而反襯出侯喜等人“視之若無人”的高傲似乎合情合理。但當應彌明之請而聯詩后，這種心理上的高傲就開始發生變化：一開始聽到寫詩，劉師服便“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侯喜也當仁不讓，“踴躍，即綴其下”，道士卻一面“袖手竦肩，倚北墻坐”，一面高吟兩句“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機帶雙敲，詭譎中暗含譏刺，兩人便驚住了;但他們心中仍然不服，還想倚多取勝，“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道士則“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

直到三更，兩人心理上已徹底被擊潰，而道士“又唱出四十字”，這時兩人“大懼，皆起立床下拜”，道士卻已“倚墻睡，鼻息如雷鳴”。這篇文字如同小說，把兩個文人酸文假醋的模樣、前倨后恭的心理和道士不拘小節、放蕩機智的形象寫得十分生動。

縱觀韓愈的散文創作，其藝術技巧可以歸納為以下三方面：

首先，韓愈很注意語匯的創新。駢文的一個重要缺陷就是語言陳舊、套路濫熟、好用典故，而他從前人的語匯中推陳出新，從當時的口語中提煉新詞，創造出不少新穎的語匯，使文章常常閃現出妙語警句，增添了不少生氣。像《送窮文》中的“面目可憎”、“垂頭喪氣”，《進學解》中的“動輒得咎”、“佶屈聱牙”、“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原道》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送孟東野序》中的“不平則鳴”，《應科目時與人書》中的“俯首帖耳”、“搖尾乞憐”等，都是沿用至今、鮮明生動的詞語。此外，韓愈還一反駢文好用華麗詞藻的習慣，采摭一些不為人所用或刺激性很強的詞匯，如《送窮文》寫鬼“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腳，失笑相顧”，《石鼎聯句詩序》寫人“白須黑面，長頸而高結”，《進學解》寫治學“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并蓄”，《送廖道士序》寫山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郁積”，看起來未必美，但極其生動傳神。當然有時韓愈也不免矯枉過正，用一些冷僻生澀的文字，使文章佶屈聱牙，拗口難通。

其次，韓愈很注重句式的設計。駢文的句式，固然整齊合拍、音節響亮，但缺少變化，氣勢較弱，韓愈的散文，則極善于交錯運用各種重復句、排比句、對仗句，來增加文章的變化與氣勢，發揮散文文案可長可短的優勢，彌補散文缺乏音樂美和節奏感的缺陷。如《進學解》第二段論先生的學業、儒道、文章、為人，四層敘述結尾分別是“先生之業，可謂勤矣”、“先生之于儒，可謂有勞矣”、“先生之于文，可謂宏其中而肆其外矣”、“先生之于為人，可謂成矣”，使四層意思的節奏顯得很整齊分明，語氣在流暢中重重疊疊，層層加碼，為后面突然的大轉折作了有力的鋪墊。又如《畫記》中述畫中之人，不避重復地列舉了“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行且下牽者十人，騎而負者二人……”等三十二種姿態的一百二十三人;

記畫中的馬，則一一寫了二十七種馬的姿態，看起來很羅嗦，但讀來卻娓娓動聽，畫上各種人、馬姿態畢現，各種長短錯落、節奏不一的句式以極其繁復的方式組織在一起，正好令人感受到這是一幅龐大細密、錯落參差的宏大圖畫的布局形式。此外，《送孟東野序》連用三十八個“鳴”，由于句式變化，并不令人感到單調，反而有一種噴涌而出、咄咄逼人的氣勢;前面提到《祭十二郎文》中寫初聞噩耗時心理的一段，句句用語助詞收尾，但“也”、“乎”、“耶”的不同語氣錯落相雜，或感嘆或疑問，文案忽長忽短，很真實地表現出感情的激烈的起伏變化。

再次，韓愈極為注意文章的結構布局。他有時以重筆陡然而起、突兀而現，抓住讀者目光，然后再轉入本題，如《送董邵南序》以“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起首和《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以“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起首;

有時則從遠處迂回而來，如《送區冊序》先說陽山的究僻荒寒、文化落后，然后借莊子關于逃世之人聞空谷足音而喜的話轉接，寫出其時其境中與區冊交識的愉快。至于《送孟東野序》則是上述兩種類型的結合，文章從“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的警句振起后，卻不引入孟郊之事，而是從物聲說到人聲，從人聲說到文辭，文辭又是從上古說到有唐，一路惝恍迷離，不著邊際。最后寥寥數語歸結到孟郊，反觀前文，既是作者自身人生感想的抒發，又成為本文正題的鋪墊。

另外，像《原道》那種抽絲剝筍般的層層推進，《原毀》的正反互映、通篇對比，雖是單純說理文字，文章的道理也是相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特定情況下，韓愈還有意避免搖曳生姿的文章結構。如《柳宗元墓志銘》寫得十分平實，表現出他對這位朋友愛其人格、才華而惜其行事(韓不贊同柳參與永貞革新)、憐其遭遇的心情;《祭十二郎文》也是直抒衷情，不有意為文。但這其實也是對于文章結構的一種精心考慮，即在這種情況下，自然平實就是最好的結構。

韓文具有各種體式，風格也有所不同，其最顯著的特征是氣勢雄大、感情充沛而文字奇崛新穎、句式參差交錯、結構開闔變化，前人說它“猖狂恣肆”(柳宗元《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蘇洵《上歐陽內翰書》)。當然，韓愈在文章上很用力，“做”的痕跡也是難免的。

當時，韓愈是文壇上的領袖，他不僅自己提出理論，參與實踐，而且極力推獎提攜文學上的同道，如作《薦士詩》推薦孟郊，寫狀推薦張籍、樊宗師(《薦張籍狀》《薦樊宗師狀》)，寫文為李賀打抱不平(《諱辯》)等。他自己也說交游很廣，“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或以事同，或以藝取”(《與崔群書》)，李翱則說他“頗亦好賢”，像“秦漢間尚俠行義之一豪雋”(《答韓侍郎書》)，因此，在他周圍形成了一個作家集團，他們在詩文兩方面都進行了具有創新意義的努力。在詩歌方面取得成就的人不少，散文方面則除了韓愈外，其他人的成就都不大。如李翱以議論文為主，雖結構整飭，卻缺乏文采和氣勢;皇甫湜的散文則比較重視外在語言形式上的奇崛，但情感力度較弱，氣勢也不夠雄大;樊宗師的散文更把韓愈的語言奇崛險怪推向了極端，雖然“詞必己出”，但他忽略了語言交流的通則，走向了晦澀艱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