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去世七年了，我幾次動過寫一寫他的念頭，卻總是躊躇、遲疑。原因很奇怪：不寫他，就感覺他還活著，一寫，白紙黑字的，就感覺他真的離我們而去了。

我懷念父親，懷念得有些心痛，更有些內疚。父親生前與我們相處得并不融洽，而我們往往把責任全部推給了父親，卻不知道父親的良苦用心，不知道父愛原來還有另外一種方式。

我們兄弟三個，小時候雖然不是最優秀的，但絕不是討人厭的孩子。但父親對我們似乎沒有心滿意足的舐犢之愛，我們與父親自然也缺少相依相偎的繞膝之歡；不僅如此，我們與父親之間正常的交流也是一種奢望，什么事情都要通過母親來傳遞、來“翻譯”。我猜想第一，可能因為我們與父親的性格太相近了，性格相近尤其是性格內向的父子，往往難以溝通；第二，父親年輕時春風得意，感覺良好之下就武斷地認為我們沒啥出息。

記憶中，我們與父親最初的沖突源于一只木箱子。

那時父親忙得要命，白天幾乎見不到他，晚上回家也不怎么說話，吃完飯他就對著墻壁趴在那只木箱上寫字，寫一會兒，抽支煙，然后再寫。每當這時，不用母親提醒，我們就噤若寒蟬。時間長了，我們就把木箱子看成了父親。有一次，趁母親不注意，我們找鉗子，拿錘子，笨手笨腳、慌里慌張地就把箱子撬開了，掀開箱子蓋，三只汗巴流水的腦袋幾乎一齊扎進木箱。

令我們驚訝的是，箱子里整齊地摞著60年代文學界的兩本權威雜志——《人民文學》和《文學評論》，還有一支手電和一大本剪報。我們幾乎是異口同聲地驚嘆：原來父親還是個文學愛好者！口氣之間，竟覺得是一件非常滑稽的事、不可思議的事。之所以感到滑稽和不可思議，因為父親一直在和鐵道線打交道，從養路工到工區指導員再到站段的小頭目，古銅色的臉一直刻著野外勞作的印跡，不大像文人。敏感的父親發覺了他的箱子有人動過，便在一頓吆三喝四之后，氣急敗壞地換了一把鎖。

從此，父親就像他的隱私被敵人發現了一樣，對我們的態度生硬到了極點，兩個陣營更加涇渭分明了。

現在回想起來，父親之所以不肯讓我們動他的箱子，是因為那里面鎖著他的一個夢，一個文學的夢。當這個夢沒有把握實現時，他不想讓孩子們知道，他怕知道了之后，失去自己的威嚴——他就是這樣一個絕不把弱點和缺陷暴露給孩子們的自尊心極強的人。

的確，父親那時管轄的區段號稱四十多座橋梁，三千多號人。那時他經常乘著一輛軌道車，在需要行駛4個小時的區間巡視。在訓斥我們的時候他常說：我的一輛軌道車就相當于一個快車的車次啊，所有的貨車要避讓，一路是綠色的信號，一路是信號員直臂舉起的綠色指揮旗，站在軌道車上，養路的工人們立在兩邊，一律要行注目禮。

難怪父親看不起我們，原來他在外面威風凜凜。

時代在變，但父親的“好差事是干出來的”觀念卻沒有變，因此當我們有求于他時，他絕少通融。大哥在鄉下當“知青”，每次回來都說起同學們一個個抽調回來的消息，父親還是那句話，“你得憑自己干。”大哥承受不了漫長的等待，到了滴水成冰的內蒙蘇尼特左旗當了四年兵后才算有了一份工作。

二哥高中畢業后，因身體原因沒有參加高考。本來通過父親的影響是可以在本系統做安置，而且當時父親的下屬考慮到父親不好出面，曾要主動幫助辦理，但遭到父親的強烈反對。二哥在家待業兩年后，鐵路系統為解決子女就業問題，破例舉辦一次招工。在進行了筆試、口試還難以取舍的情況下，決定在男孩子中用扛沙袋的方式，一決高低。二哥的筆試口試順利過關，但一百公斤的沙袋卻讓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一扛決勝負那天，家屬們都圍在鐵路分局大院內看熱鬧，而母親和我們卻忐忑不安，既希望二哥堅持下來，如愿以償，結束在家待業的日子；又怕二哥迫于父母的壓力，逞強上陣累傷了。二哥扛起沙袋，開始時腳步還算穩重，只剩下十幾米時，卻明顯支撐不住，腳下一軟，沙袋便和人一起癱在了地上。

我們和二哥一起回到家，母親躲到廚房流淚，二哥躺在床上講述扛沙袋的經過。那時我就想，父親這次一定會非常內疚。

想不到父親下班回家后，大發雷霆，指責二哥“完蛋了”。這次，二哥沒有掉一滴淚，他異常平靜地收拾了一下房間，安然入睡。我想二哥從此再也不會對父親抱有幻想了。

從那以后，二哥和父親幾乎“不犯話”，他把母親偷偷給他的零用錢全部用來買有關家用電器的書籍，后來又全部用在購買電器零件上。不到兩年的時間，二哥已經可以自己組裝任何家用電器了。一次去北京在一家大酒店入住，酒店空調突然出現故障，熱得無法忍受的顧客擁到大堂討說法，而酒店的幾個電工和臨時請來的幾位高手忙了三個多小時也沒有排除故障。顧客紛紛要求退房并賠償損失。這時二哥辦事回來聽說此事，主動表示可以試一下，結果不到二十分鐘，就使酒店重新涼爽起來，顧客也紛紛回到了房間，一場風波平息下來。老板遞過一張名片并記下了二哥的聯系方式。

原以為這就是一種感謝和禮節，沒想到兩個月后，這家酒店的老板竟打來電話，要二哥去上任——他的更現代化的涉外酒店剛剛落成，要二哥去做酒店的電器工程師，生活等一切均由酒店安排。不管親朋好友怎么相勸，他還是沒和父親道別就上了火車。

有二哥的前車之鑒，我在高中的最后兩年使圓了勁，終于摸爬滾打擠進了大學校門。接到錄取通知書后，父親露出了少有的笑容。開學那一天，父親居然送我到學校，幾天后又收到父親的一封信，告訴我上鋪床板上發現一個螺絲釘，抬頭時容易碰上，要想辦法處理掉。我那時開始理解父親了：只要是信奉他的“好差事是干出來的”理念，他的溫情與細膩也不比別人的父親少。

我自以為父親對我不錯，走上工作崗位后，要好的同事知道父親在鐵路系統工作，便說當列車員是他妻子一輩子的理想，我滿口應承可以找父親幫忙。心想如果此事可以辦成，可以給剛剛步入社會的我積攢一點人脈。

考慮到父親的個性，我事先沒有告之父親，想來個先斬后奏。我把同事安排坐下后，去叫父親并說明事由。還沒等我把話說完，父親就沖我擺擺手：又不是家屬，現在沒政策。我說能辦更好，不能辦說明一下理由，我也對同事有個交代。可是父親左勸右勸就是不肯出來，我說我已經答應人家了，父親說你答應你就去辦。尷尬地送走了同事，心情糟透了，覺得父親真是不可理喻。

退休后的父親很少和人來往，連生病也不愿看醫生、也不相信醫生，往往依照自己的經驗到藥店買藥吃，直到越吃越重。

彌留之際，父親最想念的是二哥，父親也是通過我們是否通知二哥來判斷自己的病情。我們了解父親的這一心理，所以總是安慰他：也不是什么重病。其實二哥正在回家的路上。父親說，還是告訴他一聲吧，想看看這小子。

那天正是黃昏時分，窗外朦朦朧朧。忽然父親要坐起來，說：好像你二哥回來了。這時門鈴響了，果然是二哥，二哥焦急地推開門，沖到父親病床前，抓住父親的胳膊問：“爸，你咋樣？”父親指了指自己的胳膊，用微弱的聲音說：“看我瘦的，皮包骨了。你也瘦了，得注意身體……”

全家黯然。

父親溫情地望一眼二哥，吃力地但是堅定地宣布：“到壽了，送我去醫院。”

我們抬著他下樓，此時不足百斤的父親竟然那么沉重——他是真的不愿離開這個家呀。父親65歲去世，如果活著，今年剛好72歲。按從前“人活70古來稀”的說法，父親也不算英年早逝，于是我提起筆紀念他，讓他安息吧，并想告訴他：我們是愛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