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雅舍小品》雅舍、拜年

引導語：“雅舍”最宜月夜——地勢較高，得月較先。看山頭吐月，紅盤乍涌，一霎間，清光四射，天空皎潔，四野無聲，微聞犬吠，坐客無不悄然!下文是有關梁實秋先生《雅舍小品》中的《雅舍》與《拜年》原文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學習。

雅舍

到四川來，覺得此地人建造房屋最是經濟。火燒過的磚，常常用來做柱子，孤零零的砌起四根磚柱，上面蓋上一個木頭架子，看上去瘦骨嶙嶙，單薄得可憐;但是頂上鋪了瓦，四面編了竹篦墻，墻上敷了泥灰，遠遠的看過去，沒有人能說不像是座房子。我現在住的“雅舍”正是這樣一座典型的房子。不消說，這房子有磚柱，有竹篦墻，一切特點都應有盡有。講到住房，我的經驗不算少，什么“上支下摘”，“前廊后廈”，“一樓一底”，“三上三下”，“亭子間”，“茅草棚”，“瓊樓玉宇”和“摩天大廈”各式各樣，我都嘗試過。我不論住在哪里，只要住得稍久，對那房子便發生感情，非不得已我還舍不得搬。這“雅舍”，我初來時僅求其能蔽風雨，并不敢存奢望，現在住了兩個多月，我的好感油然而生。雖然我已漸漸感覺它是并不能蔽風雨，因為有窗而無玻璃，風來則洞若涼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來則滲如滴漏。縱然不能蔽風雨，“雅舍”還是自有它的個性。有個性就可愛。

“雅舍”的位置在半山腰，下距馬路約有七八十層的土階。前面是阡陌螺旋的稻田。再遠望過去是幾抹蔥翠的遠山，旁邊有高粱地，有竹林，有水池，有糞坑，后面是荒僻的榛莽未除的.土山坡。若說地點荒涼，則月明之夕，或風雨之日，亦常有客到，大抵好友不嫌路遠，路遠乃見情誼。客來則先爬幾十級的土階，進得屋來仍須上坡，因為屋內地板乃依山勢而鋪，一面高，一面低，坡度甚大，客來無不驚嘆，我則久而安之，每日由書房走到飯廳是上坡，飯后鼓腹而出是下坡，亦不覺有大不便處。

“雅舍”共是六間，我居其二。篦墻不固，門窗不嚴，故我與鄰人彼此均可互通聲息。鄰人轟飲作樂，咿唔詩章，喁喁細語，以及鼾聲，噴嚏聲，吮湯聲，撕紙聲，脫皮鞋聲，均隨時由門窗戶壁的隙處蕩漾而來，破我岑寂。入夜則鼠子瞰燈，才一合眼，鼠子便自由行動，或搬核桃在地板上順坡而下，或吸燈油而推翻燭臺，或攀援而上帳頂，或在門框桌腳上磨牙，使得人不得安枕。但是對于鼠子，我很慚愧的承認，我“沒有法子”。“沒有法子”一語是被外國人常常引用著的，以為這話最足代表中國人的懶惰隱忍的態度。其實我的對付鼠子并不懶惰。窗上糊紙，紙一戳就破;門戶關緊，而相鼠有牙，一陣咬便是一個洞洞。試問還有什么法子?洋鬼子住到“雅舍”里，不也是“沒有法子”?比鼠子更騷擾的是蚊子。“雅舍”的蚊風之盛，是我前所未見的。“聚蚊成雷”真有其事!每當黃昏時候，滿屋里磕頭碰腦的全是蚊子，又黑又大，骨骼都像是硬的。在別處蚊子早已肅清的時候，在“雅舍”則格外猖獗，來客偶不留心，則兩腿傷處累累隆起如玉蜀黍，但是我仍安之。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絕跡，明年夏天——誰知道我還是住在“雅舍”!

“雅舍”最宜月夜——地勢較高，得月較先。看山頭吐月，紅盤乍涌，一霎間，清光四射，天空皎潔，四野無聲，微聞犬吠，坐客無不悄然!舍前有兩株梨樹，等到月升中天，清光從樹間篩灑而下，地上陰影斑斕，此時尤為幽絕。直到興闌人散，歸房就寢，月光仍然逼進窗來，助我凄涼。細雨濛濛之際，“雅舍”亦復有趣。推窗展望，儼然米氏章法，若云若霧，一片彌漫。但若大雨滂沱，我就又惶悚不安了，屋頂濕印到處都有，起初如碗大，俄而擴大如盆，繼則滴水乃不絕，終乃屋頂灰泥突然崩裂，如奇葩初綻，砉然一聲而泥水下注，此刻滿室狼藉，搶救無及。此種經驗，已數見不鮮。

“雅舍”之陳設，只當得簡樸二字，但灑掃拂拭，不使有纖塵。我非顯要，故名公巨卿之照片不得入我室;我非牙醫，故無博士文憑張掛壁間;我不業理發，故絲織西湖十景以及電影明星之照片亦均不能張我四壁。我有一幾一椅一榻，酣睡寫讀，均已有著，我亦不復他求。但是陳設雖簡，我卻喜歡翻新布置。西人常常譏笑婦人喜歡變更桌椅位置，以為這是婦人天性喜變之一證。誣否且不論，我是喜歡改變的。中國舊式家庭，陳設千篇一律，正廳上是一條案，前面一張八仙桌，一旁一把靠椅，兩旁是兩把靠椅夾一只茶幾。我以為陳設宜求疏落參差之致，最忌排偶。“雅舍”所有，毫無新奇，但一物一事之安排布置俱不從俗。人入我室，即知此是我室。笠翁《閑情偶寄》之所論，正合我意。

“雅舍”非我所有，我僅是房客之一。但思“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人生本來如寄，我住“雅舍”一日，“雅舍”即一日為我所有。即使此一日亦不能算是我有，至少此一日“雅舍”所能給予之苦辣酸甜我實躬受親嘗。劉克莊詞：“客里似家家似寄。”我此時此刻卜居“雅舍”，“雅舍”即似我家。其實似家似寄，我亦分辨不清。

長日無俚，寫作自遣，隨想隨寫，不拘篇章，冠以“雅舍小品”四字，以示寫作所在，且志因緣。

拜年

拜年不知始自何時。明田汝成《熙朝樂事》：“正月元旦，夙興盥嗽，啖黍糕，謂年年糕，家長少畢拜，姻友投箋互拜，謂拜年。”拜年不會始自明時，不過也不會早，如果早已相習成風，也就不值得特為一記了。尤其是務農人家，到了歲除之時，比較清閑，一年辛苦，透一口氣，這時節酒也釀好了，臘肉也腌透了，家祭蒸嘗之余，長少畢拜，所謂“新歲為人情所重”，大概是自古已然的了。不過演變到姻友投箋互拜，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回憶幼時，過年是很令人心跳的事。平素輕易得不到的享樂與放縱，在這短短幾天都能集中實現。但是美中不足，最煞風景的莫過于拜年一事。自己輩份低，見了任何人都只有磕頭的份。而純潔的孩提，心里實在納悶，為什么要在人家面前匍匐到“頭著地”的地步。那時節拜年是以向親友長輩拜年為限。這份差事為人子弟的是無法推脫的。我只好硬著頭皮穿上馬褂緞靴，跨上轎車，按照單子登門去拜年。有些人家“擋駕”，我認為這最知趣;有些人家迎你升堂入室，受你一拜，然后給你一盞甜茶，扯幾句淡話，禮畢而退;有些人家把你讓到正大廳，內中闃無一人，任你跪在紅氈子上朝上磕頭，活見鬼!如是者總要跑上三兩天。見人就磕頭，原是處世妙方，可惜那時不甚了了。

后來年紀漸長，長我一輩兩輩的人都很合理的凋謝了，于是每逢過年便不復為拜年一事所苦。自己吃過的苦，也無意再加在自己的兒子身上去。陽春雪霽，攜妻室兒女去擠廠甸，凍得手腳發僵，買些琉璃喇叭大糖葫蘆，比起奉命拜年到處作磕頭蟲，豈不有趣得多?

幾十年來我已不知拜年為何物。初到臺灣時，大家都是驚魂甫定，談不到年，更談不到拜年。最近幾年來，情形漸漸不對了，大家忽的一窩蜂拜起年來了。天天見面的朋友們也相拜年，下屬給長官拜年，鄰居給鄰居拜年。初一那天，我居住的陋巷真正的途為之塞，交通斷絕一二小時。每個人咧著大嘴，拱拱手，說聲“恭喜發財”，也不知喜從何處來，財從何處發，如癡如狂，滿大街小巷的行尸走肉。一位天主教的神父，見了我也拱起手說“恭喜發財”，出家人尚且如此，在家人復有何說?這不合古法，也不合西法，而且也不合情理，完全是胡鬧。

胡鬧而成了風氣，想改正便不容易。有一位不肯隨波逐流的人，元旦之晨猶擁被高臥，但是禁不住家人催促，只好強勉出門，未能免俗。心里忽然一動，與其游朱門，不如趨蓬戶，別人錦上添花，我偏雪中送炭，于是他不去拜上司，反而去拜下屬。于是進陋巷，款柴扉，來應門的是一個三尺童子，大概從來沒見有這樣的人來拜年過，小孩子亦受寵若驚，回頭就跑，正好觸到一塊絆腳石，跌了一跤，腦袋撞在石階上，鮮血直噴。拜年者和被拜年者慌作一團，送醫院急救，一場血光之災結束了一場拜年的鬧劇，可見順逆之勢不可強勉，要拜年還是到很多人都去拜年的地方去拜。

拜年者使得人家門庭若市，對于主人也構成威脅。我看見有人在門前張貼告示：“全家出游，恭賀新禧!”有時亦不能收嚇阻之效，有些客人便闖進去，則室內高朋滿座，香煙繚繞，一桌子的糖果，一地的瓜子皮。使得投箋拜年者反倒顯著生分了。在這種場合，剝兩只干桂圓，喝幾口茶水，也就可以起身，不必一定要像以物出物的楔子，等待下一批客人來把你生頂出去。拜年雖非普通日子訪客可比，究竟仍以給人留下吃飯睡覺的時間為宜。

有人向我說：“你別自以為眾醉獨醒，大家的見識是差不多的，誰愿意把兩腿弄得清酸，整天價在街上狼奔豕竄?還不是悶得發慌?到了新正，荒齋之內舉目皆非，想想家鄉不堪聞問，瞻望將來則有的說有望，有的說無望，有的心里無望而嘴巴里卻說有望，望，望，望，我們望了十多年了，以后不知還要再望多么久。人是血肉做的，一生有幾個十多年?過年放假，家中閑坐，悶得發慌，會要得病的，所以這才追隨大家之后，街上跑跑，串串門子，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誰還真個要給誰拜年?拜年?想得好!興奮之后便是麻痹，難得大家興奮一下。”

這樣說來，拜年豈不是成了一種“苦悶的象征”?

　　人物生平/梁實秋[中國近代著名文學家]

1915年梁實秋考入清華學校。在該校高等科求學期間開始寫作。

1920年9月于《清華周刊》增刊第6期發表第一篇翻譯小說《藥商的妻》。1921年5月28日于《晨報》第7版發表第一篇散文詩《荷水池畔》。

1923年8月畢業后赴美國科羅拉多州科羅拉多學院(ColoradoCollege)留學。

1924年到上海編輯《時事新報》副刊《青光》，同時與張禹九合編《苦茶》雜志。不久任暨南大學教授。

1925年任中國海洋大學第一任外國語學院系主任。

1926年回國任教于國立東南大學。

1927年春胡適、徐志摩、聞一多等人創辦新月書店，次年又創辦《新月》月刊。

1930年在當年7月，南京政府教育部決定改國立青島大學為國立山東大學，并于1930年9月30日正式任命楊振聲為國立山東大學(原國立青島大學)校長。楊振聲便邀請梁實秋(包括聞一多、梁實秋、張煦、洪深、李達、老舍、游國恩、沈從文、吳伯簫、蕭滌非、丁西林、童第周、王普、博鷹、王恒守、任之恭、王淦昌、王統照等一大批知名學者)到山東大學任外文系主任兼圖書館長(當時江青在國立青島大學(即山東大學)圖書館做管理員)。1932年到天津編《益世報》副刊《文學周刊》。

1934年應聘任北京大學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

1935年秋創辦《自由評論》，先后主編過《世界日報》副刊《學文》和《北平晨報》副刊《文藝》。

1937年“七七事變”后離家獨身到后方。

1938年抗戰開始，梁實秋在重慶主持《中央日報·平明副刊》。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國民政府教育部小學教科書組主任，國立編譯館翻譯委員會主任委員。抗戰后回任北平師大教授。

1949年到臺灣，任臺灣師范學院(后改師范大學)英語系教授，后兼系主任，再后又兼文學院長。

1961年起專任師大英語研究所教授。1966年退休。曾攜妻子游美，在美臺兩地輪流居住，其妻辭世后重返臺灣。

1975年同韓菁清結婚。

1987年11月3日病逝于臺北。

梁實秋《雅舍小品》憶周作人先生

引導語：梁實秋與周作人的友誼是如何的呢?下面是有關《雅舍小品》中的會憶周作人先生的事情資料，歡迎大家閱讀學習。

周作人先生住北平西城八道灣，看這個地名就可以知道那是怎樣的一個彎彎曲曲的小胡同。但是在這個陋巷里卻住著一位高雅的與世無爭的讀書人。

我在清華讀書的時候，代表清華文學社會見他，邀他到清華演講。那個時代，一個年輕學生可以不經介紹徑自拜訪一位學者，并且邀他演講，而且毫無報酬，好像不算是失禮的事。如今手續似乎更簡便了，往往是一通電話便可以邀請一位素未謀面的人去講演什么的。我當年就是這樣冒冒失失的慕名拜訪。轉彎抹角的找到了周先生的寓所，是一所坐北朝南的兩進的平房，正值雨后，前院積了一大汪子水，我被引進去，沿著南房檐下的石階走進南屋。地上鋪著涼席。屋里已有兩人在談話，一位是留了一撮小胡子的魯迅先生，另一位年輕人是寫小詩的何植三先生。魯迅先生和我招呼之后就說：“你是找我弟弟的，請里院坐吧。”

里院正房三間，兩間是藏書用的，大概有十個八個木書架，都擺滿了書，有豎立的西書，有平放的中文書，光線相當暗。左手一間是書房，很爽亮，有一張大書桌，桌上文房四寶陳列整齊，竟不像是一個人勤于寫作的所在。靠墻一幾兩椅，算是待客的地方。上面原來掛著一個小小的橫匾，“苦雨齋”三個字是沈尹默寫的。齋名苦雨，顯然和前院的積水有關，也許還有屋瓦漏水的情事，總之是十分惱人的事，可見主人的一種無奈的心情(后來他改齋名為“苦茶庵”了)。俄而主人移步入，但見他一襲長衫，意態翛然，背微佝，目下視，面色灰白，短短的髭須滿面，語聲低沉到令人難以辨聽的程度。一仆人送來兩盞茶，日本式的小蓋碗，七分滿的淡淡清茶。我道明來意，他用最簡單的一句話接受了我們的邀請。于是我不必等端茶送客就告辭而退，他送我一直到大門口。

從北平城里到清華，路相當遠，人力車要一個多小時，但是他準時來了，高等科禮堂有兩三百人聽他演講。講題是《日本的小詩》。他特別提出所謂俳句，那是日本的一種詩體，以十七個字為一首，一首分為三段，首五字，次七字，再五字，這是正格，也有不守十七字之限者。這種短詩比我們的五言絕句還要短。由于周先生語聲過低，鄉音太重，聽眾不易了解，講演不算成功。幸而他有講稿，隨即發表。他所舉的例句都非常有趣，我至今還記得的是一首松尾芭蕉的作品，好像是“聽呀，青蛙躍入古潭的聲音!”這樣的一句，細味之頗有禪意。此種短詩對于試寫新詩的人頗有影響，就和泰戈爾的散文詩一樣，容易成為模擬的對象。

民國二十三年我到了北京大學，和周先生有同事三年之雅。在此期間我們來往不多，一來彼此都忙，我住東城他住西城相隔甚遠，不過我也在苦雨齋做過好幾次的座上客。我很敬重他，也很愛他的淡雅的風度。我當時主編一個周刊《自由評論》，他給過我幾篇文稿，我很感謝他。他曾托我介紹把他的一些存書賣給學校圖書館。我照辦了。他也曾要我照拂他的兒子周豐一(在北大外文系日文組四年級)，我當然也義不容辭，我在這里發表他的幾封短札，文字簡練，自有其獨特的.風格。

周先生晚節不終，宦事敵偽，以至于身系縲紲，名聲掃地，是一件極為可惜的事。不過他所以出此下策，也有其遠因近因可察。他有一封信給我，是在抗戰前夕寫的：

實秋先生：手書敬悉。近來大有閑，卻也不知怎的又甚忙，所以至今未能寫出文章，甚歉。看看這“非常時”的四周空氣，深感到無話可說，因為這(我的話或文章)是如此的不合宜的。日前曾想寫一篇關于《求己錄》的小文，但假如寫出來了，恐怕看了贊成的只有一個——《求己錄》的著者陶葆廉吧?等寫出來可以用的文章時，即當送奉，匆匆不盡。?

作人啟七日夜

關于《求己錄》的文章雖然他沒有寫，我們卻可想見他對《求己錄》的推崇，按《求己錄》一冊一函，光緒二十六年杭州求是書院刊本，署蘆涇循士著，乃秀水陶葆廉之別號。陶葆廉是兩廣總督陶模(子方)之子，久佐父幕，與陳三立、譚嗣同、沈雁潭合稱四公子。作人先生引陶葆廉為知己，同屬于不合時宜之列。他也曾寫信給我提到“和日和共的狂妄主張”。是他對于抗日戰爭早就有了他自己的一套看法。他平素對于時局，和他哥哥魯迅一樣，一向抱有不滿的態度。

作人先生有一位日籍妻子。我到苦茶庵去過幾次沒有拜見過她，只是隔著窗子看見過一位披著和服的婦人走過，不知是不是她。一個人的妻子，如果她能勤儉持家相夫教子而且是一個“溫而正”的女人，她的丈夫一定要受到她的影響，一定愛她，一定愛屋及烏的愛與她有關的一切。周先生早年負笈東瀛，娶日女為妻，對于日本的許多方面有好的印象是可以理解的。我記得他寫過一篇文章贊美日本式的那種紙壁地板蹲坑的廁所，真是匪夷所思。他有許多要好的日本朋友，更是意料中事，猶之魯迅先生之與上海虹口的內山書店老板過從甚密。

抗戰開始，周先生舍不得離開北平，也許是他自恃日人不會為難他。以我所知，他不是一個熱中仕進的人，也異于魯迅之偏激孤憤。不過他表面上淡泊，內心里卻是冷峭。他這種心情和他的身世有關。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日《聯合報》萬象版登了一篇《高陽談魯迅心頭的烙痕》：

魯迅早期的著作，如《吶喊》等，大多在描寫他的那場“家難”;其中主角是他的祖父周福清，同治十年三甲第十五名進士，外放江西金溪知縣。光緒四年因案被議，降級改為“教諭”。周福清不愿做清苦的教官，改捐了一個“內閣中書”，做了十幾年的京官。

光緒十九年春天，周福清丁憂回紹興原籍。這年因為下一年慈禧太后六旬萬壽，舉行癸巳恩科鄉試：周福清受人之托，向浙江主考賄買關節，連他的兒子也就是魯迅的父親周用吉在內，一共是六個人，關節用“宸衷茂育”字樣;另外“虛寫銀票洋銀一萬元”，一起封入信封。投信的對象原是副主考周錫恩，哪知他的仆人在蘇州誤投到正主考殷如璋的船上。殷如璋不知究竟，拆開一看，方知賄買關節。那時蘇州府知府王仁堪在座，而殷如璋與周福清又是同年，為了避嫌疑起見，明知必是誤投，亦不能不扣留來人，送官究辦。周福清就這樣吃上了官司。

科場舞弊，是件嚴重的事。但從地方到京城，都因為明年是太后六十萬壽，不愿興大獄，刑部多方開脫，將周福清從斬罪上量減一等，改為充軍新疆。歷久相沿的制度是，刑部擬罪得重，由御筆改輕，表示“恩出自上”;但這一回令人大出意外，御著批示：“周福清著改為斬監候，秋后處決。”

這一來，周家可就慘了。第二年太后萬壽停刑，固可多活一年;但自光緒二十一年起，每年都要設法活動，將周福清的姓名列在“勾決”名冊中“情實”一欄之外，才能免死。這筆花費是相當可觀的;此外，周福清以“死囚”關在浙江臬司監獄中，如果希望獲得較好的待遇，必須上下“打點”，非大把銀子不可。周用吉的健康狀況很差，不堪這樣沉重的負擔，很快的就去世了。魯迅兄弟被寄養在親戚家，每天在白眼中討生活;十幾歲的少年，由此而形成的人格，不是魯迅的偏激負氣，就是周作人的冷漠孤傲，是件不難想象的事。

魯迅心頭烙痕也正是周作人先生的心頭烙痕，再加上抗戰開始后北平愛國志士那一次的槍擊，作人先生無法按捺他的激憤，遂失足成千古恨了。在后來國軍撤離南京的前夕，蔣夢麟先生等還到監牢去探視過他，可見他雖然是罪有應得，但是他的老朋友們還是對他有相當的眷念。

一九七一年五月九日《中國時報》副刊有南宮搏先生一文《于〈知堂回想錄〉而回想》，有這樣的一段：

我曾寫過一篇題為《先生，學生不偽!》不留余地指斥學界名人傅斯年。當時自重慶到淪陷區的接收大員，趾高氣揚的不乏人，傅斯年即為其中之一。我們總以為學界的人應該和一般官吏有所不同，不料以清流自命的傅斯年在北平接收時，也有那一副可憎的面目，連“偽學生”也說得出口!——他說“偽教授”其實也可恕了。要知政府兵敗，棄土地人民而退，要每一個人都亡命到后方去，那是不可能的。在敵偽統治下，為謀生而做一些事，更不能皆以漢奸目之，“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文案容易，真正做起來，卻并不是叫口號之易也。何況，平常做做小事而謀生，遽加漢奸帽子，在情在理，都是不合的。

南宮搏先生的話自有他的一面的道理，不過周作人先生無論如何不是“做做小事而謀生”，所以我們對于他的晚節不終只有惋惜，無法辯解。

　　“物之雅”與“物之哀”——梁實秋與周作人散文文風之比較

受白璧德哲學思想影響而形成的獨特的中庸思想，使得梁實秋的文章里處處展現出他的優雅，如《醫生》一文中寫到醫生看病，雖然也對庸醫進行了調侃，但是文章的重點是分析人們不尊重醫生的原因，“不病時以醫生為不祥，既病則不能不委曲逢迎他，病好了就一腳把他踢開。”(本文所有梁實秋的引文均出自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梁實秋集》，以下不注)所以在整篇行文當中，梁實秋并沒有單方面地批判醫生，而在同時也批判了忘恩負義的病人，由此而顯得全面，公正而中庸，他既沒有偏袒病人也沒有偏袒醫生，可見這一種態度這一種精神最能使人坦言，處處散發出優雅的氣息，與人無尤，的確值得向往之。

梁實秋的雅更體現在他對待物質生活的態度上。一是物質的雅，例如“舍”。他所居住的“雅舍”實為“陋室”，因為它“有窗而無玻璃，風來則洞若涼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來則滲如滴漏”。而且地處荒遠，室內高低不平，更有甚者是不斷受到鼠蚊的騷擾。但他卻總能找出如此“雅舍”的優點來。他說：“‘雅舍’最宜月夜———地勢較高，得月較先。看山頭吐月，紅盤乍涌，一霎間，清光四射，天空皎潔，四野無聲，微聞犬吠，坐客無不悄然!舍前有兩株梨樹，等到月升中天，清光從樹間篩灑而下，地上陰影斑斕，此時尤為幽絕。直到興闌人散，歸房就寢，月光仍然逼進窗來，助我凄涼。細雨蒙蒙之際，‘雅舍’亦復有趣。”這樣的環境讓梁實秋在精神上享受不已，“雅舍”又何陋之有呢?梁實秋說：“我有一幾一椅一沓，酣睡寫讀，均已有著，我已不復他求。”足以看出作為一名知識分子的他的清高淡雅，不為浮云富貴所迷惑，只為精神財富所著迷。艱難的歲月，在梁實秋心中卻因“雅舍”而變得有情有趣起來。

無人來訪時，他就鉆進小書房里，通宵不眠不休。在這里他以悠然超脫的筆調寫下了著名的《雅舍小品》。“梁實秋關注生活、關心人類，對身邊事物總是懷著一種平和心態，保持樂觀曠達的態度。無論是重慶的‘雅舍’,還是臺北的小貓，都是隨緣而遇，絕對不刻意追求。作家認為有緣便有情，隨緣相遇報之以愛心，但也不偏執;情感有度，凡事隨緣，對身邊的事物態度是溫馨而又曠達的。”⑥二是日常活動的雅，例如下棋。《下棋》中描寫一個人觀棋時怎么也憋不住要說，挨了下棋人的耳光后，“還要撫著熱辣辣的嘴巴大呼‘要抽車，要抽車!’”實在令人忍俊不禁。又例如寫一個人要悔棋，另一個人不許悔時，他們“在門后角里扭做一團，一個人騎在另一個人的身上，在他的口里挖車呢。被挖者不敢出聲，出聲則口張，口張則車被挖回，挖回則必悔棋，悔棋則不得勝，這種認真的態度憨得可愛”。寥寥幾筆，形神畢現，趣妙橫生。此文通過描寫下棋中發生的各種場景，深入地挖掘了人的心理，棋格即是人格，有的人是為了消遣，有的是為了發泄好斗的本能。總體上，這篇散文可謂小處著筆，大處著眼，語言細致幽默，生動傳神。

周作人大病之后于1923年出版了第一個散文集《自己的園地》，接著在1925年又出版了《雨天的書》。這兩部散文集真正代表了周作人小品文的風格，不僅因為作者的整個社會思想和文學思想都融進了這些散文當中，更因為這些文字是周作人生命思想的見證。周作人的散文集可以借他曾經寫過的一句詩來形容“惜無白粥下微鹽”。意思是一碗下了少量鹽的白粥，稀得甚至看不到鹽，或許未必每一粒米都沾上了鹽，每一粥汁里都含有鹽，但是那一撮鹽的確溶在這碗白粥里頭，每嘗一口，都能感覺到淡淡的咸味。而這里的淡淡的“咸味”則是指周作人的文風，蘊含著一層淡淡的哀傷、淡淡的憂愁，這就是“物哀”風格。

周作人一生當中研究日本文化五十余年，深得日本文學理念的精髓。錢理群指出周作人散文存在著一種只能意會難以言傳的“情”(調)，“氣味”，或者“境界”，“這種只能意會難以言傳的‘情’(調)，‘氣味’，或者‘境界’，是周作人散文的藝術生命所在，它正是與日本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系，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周作人的散文是更接近日本的。”⑦而這種難以言傳的情調或者境界，就是“物哀”。細讀周作人的文章，字里行間，深深淺淺的情思當中總是涌動著一股淡淡的“物哀”思緒。“對日本文藝中的‘物哀美’，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悲哀美’。悲哀只是‘物哀’中的一種情緒，而這種情緒所包含的同情，意味著對他人悲哀的共鳴，乃至對世相悲哀的共鳴。”在不同的層次里，“物哀”可能是悲哀的消解、超越或深化。正如葉渭渠所指出：這種無常的哀感和無常的美感，正是日本人的“物哀美”的真髓。⑧

“物哀”在周作人的作品里被表現得淋漓盡致。其一是關于“人”的哀。《雨天的書》收錄了周作人1921年至1925年創作的雜感隨筆，當時的周作人剛進入不惑之年，他先是經歷了一場大病，有九個月的時間是在病床度過的;隨后又與自幼保護、指導自己的大哥魯迅永遠地決裂，遭遇了精神上的巨大幻滅;而愛女若子又患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幾近死而復生……這些切身體驗帶給周作人情感和心靈的震動是強烈而持久的，而他尚存的社會責任感亦使他陷入彷徨與苦悶之中。這里悲痛的人生經歷無疑讓周作人身上的“物哀”思想愈發強烈。他于是談病，談死，談愛羅先柯，以及被屠殺的尸體。

其二是關于“物”的哀。例如“雨”，在《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里面，周作人說：“今年冬天特別的多雨。……想要做點正經的工作，心思散漫，好像出了氣的燒酒，一點味道沒有，只好隨便寫一兩行，并無別的意思，聊以對付這雨天氣悶的光陰罷了。”⑨簡簡單單的幾句話就道出了書名的由來，也把自己心中對雨所生的感情抒寫到書中來，在他纏綿悱惻的文字間滲透著雨天的陰沉，皆因“冬雨是不常有的，日后不晴也將變成雪霰了。但在晴雪明朗的時候，人們的心里也會有雨天，而且陰沉的期間或者更長久些，因此我這雨天的隨筆也就常有續寫的機會了”⑩。這實際上是周作人內心的一種哀情，他把陰雨幻化成自己內心的陰沉。

“從佛學心性思想入手致力于人格修養，周作人特別推重佛家‘忍’的精神。周作人認為，佛家的所謂‘忍’，其實是一種歷盡磨難而終不為所動的強韌意志的表現，所以對他人是寬和，對自己是堅忍。”輥輯訛于是他懂得了在陰冷的雨天里用筆去抒發自己內心的苦悶和焦慮，把磨難當成一種磨練。他的所謂“苦雨齋”者，其實是佛教的苦諦、堅韌的苦忍與以苦為樂的苦趣的復雜交合罷了。

“與傳統文人之游心佛老相近，周作人最早接觸佛學是以解脫內心苦悶為目的的。南京就讀期間在‘人生無常’情緒支配下，他偏于接受‘生本不樂’的佛教生命觀，這成為形成他一生苦質情結的起點。”輥輰訛正是這樣的周作人，才能在他沖淡的筆調下“哀而不怨”地談到蒼蠅的傳說、江南的野菜、北京的茶食以及平安的吻，更在憂傷的筆調下談到水鄉的烏篷船以及被屠殺的尸體。在這些或深或淺的闡述中，周作人用他憂傷的筆調向世人展示了深刻的意味及其一生的苦質情結。如果說，前期的憂患意識給周作人散文的“物之哀”添上某種貌似相近實則相悖的色彩的話，那么可以說越到后期，周作人的隱逸的思想更為濃厚，隱逸的風格更為明顯，其散文的“物之哀”越發脫離社會現實，脫離斗爭，轉入個人的內心與自己的園地，一變為純粹，也變為狹隘。

由此可見，周作人身上的“物哀”情結不單單是建立在日本的文化熏陶上，而是在各種各樣復雜的環境條件下產生的。而梁實秋的“物雅”也一樣，都是各種各樣復雜條件下形成的獨具個人特色的文學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