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騷美文賞析

《離騷》是屈原自敘平生的長篇抒情詩。它的名稱有雙重涵義：從音樂方面來說，《離騷》，可能是楚國普遍流行的一種歌曲的名稱。游國恩曰：“《楚辭·大招》有‘伏羲駕辯，楚勞商只’之文，王逸注云：‘駕辯、勞商，皆曲名也。’‘勞商’與‘離騷’為雙聲字，或即同實而異名。西漢末年，賦家揚雄曾仿屈原的《九章》，自《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牢’‘愁’為疊韻字，韋昭解為‘牢騷’，后人常說發泄不平之氣為‘發牢騷’，大概是從這里來的。”（《楚辭論文集》）這一論證是確切的。屈原的創作是從楚國的民間文學汲取豐富的泉源，既然他的作品內容，“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黃伯思《翼騷序》），那末作品的名稱襲用民間歌曲的舊題，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當然，這一句詞并非有聲無義。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引劉安的話，說：“《離騷》者，猶‘離憂’也。”《離騷》就是“離憂”，也就是前面所說的“勞商”“牢愁”和“牢騷”，都是一聲之轉的同義詞，同樣是表示一種抑郁不平的情感。《史記》本傳說屈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足見標題是決定于作品的內容，而標題的音樂意義和作品的內容是統一的。“離憂”“離騷”以及“勞商”“牢愁”“牢騷”，都是雙聲或疊韻字所組成的聯綿詞，只是一個完整的意義。班固《贊騷序》說：“離，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王逸《楚辭章句》說：“離，別也；騷，愁也。”顯然，他們都是在替司馬遷“‘離騷’者，猶‘離憂’也”這句話做注腳，但卻誤會了司馬遷的原意。又，項安世《項氏家說》說：“‘楚語’：‘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韋昭曰：‘騷，愁也；離，畔也。’蓋楚人之語，自古如此。屈原《離騷》必是以離畔為愁而賦之。”也是把“離”和“騷”分成兩個字來講。把兩個字義湊成一個詞義，以致理解不同，紛歧百出，都是由于不明詞性的緣故。

本篇原名《離騷》，到了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卻稱之為《離騷經》。他的解釋是：“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己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這話的牽強附會，無待辨明。“經”，當然是經典的意思。《離騷》是屈原的代表作，把《離騷》下面加上一個“經”字，正如洪興祖所說，“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后世之士祖述其詞，尊之為經耳。”（《楚辭補注》）又，本篇也有人簡稱之為《騷》，如劉勰的《文心雕龍》就以《辨騷》名篇；甚至有人竟把屈原的作品以及后來模仿屈原的作品都稱之為“騷體”。這也是原于王逸，因為他在《楚辭章句》里，把凡是他認為是屈原的作品概題為《離騷》，凡是模仿屈原的作品概題為《續離騷》。如《九歌》，題作《離騷·九歌》，《九辯》，題作《續離騷·九辯》。這些名稱，雖然相沿已久，但并不合邏輯。復次，本篇也有人稱為《離騷賦》。這起源于漢朝，因為“漢賦”的表現形式是從“楚辭”演化而來，所以漢朝人的眼光里，屈原的作品無一不屬于“賦”的范疇。司馬遷說屈原“乃作《懷沙》之賦”（本傳），班固《漢書·藝文志》著錄屈原的作品二十五篇，則更進一步都稱之為“賦”。其實，“賦”到漢朝才成為文學形式上一種專門體制。稱屈原作品為“賦”，由于受了漢朝人對“辭”“賦”的概念混淆不清的影響，是不恰當的。

關于本篇的寫作時代，過去和現在都有許多不同的看法。據《史記》本傳記載，是敘述在上官大夫奪稿，“（懷）王怒而疏屈平”之后。但這并不等于說，就是這一年的事；而只是說，《離騷》是屈原政治上失意以后的作品。這里所指的時間是廣泛的。但《離騷》作于楚懷王的時代，這一點完全可以肯定。究竟是哪一年呢？遠在二千年前的司馬遷已經感到文獻不足征的困難，而無法作出絕對的論斷。當然，今天更不能加以主觀的臆測。可是，在司馬遷的提示下，如果作進一步的探討，多少還可以尋找出一點關于這一問題的消息。我以為《離騷》既然是一篇抒情詩，而它的具體內容又屬于自敘傳的性質，則作品本身有關客觀事件的敘述，個人遭遇的因由，情感上所表現的憂憤之深廣，創作上所表現的氣魄之雄偉，這一切，都透露了它自身產生的時期：既不可能是少時的作品，也不會是晚年的創制，最適合的那只有是四十左右的中年時期。篇中關于年齡的敘述，處處都證實了這點。我們試把篇首“恐美人之遲暮”，篇中“老冉冉其將至兮”，篇末“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其猶未央”等句綜合起來，互相印證，就不難得出一個整體的'理解：假如是三十以下的少年人，無論怎樣多愁善感，也不會說出這樣老聲老氣的話；但要把它作為五十以上的人的語氣也不妥貼，因為那就談不上“時亦其猶未央”了。屈原四十左右正是楚懷王的末期，當時楚國屢次兵敗地削，懷王主張不定，楚國政府內部親秦派和抗秦派之間的斗爭非常劇烈。尋繹《離騷》文義和上述的時代背景，是完全吻合的。

本篇是屈原用血淚所凝成的生命挽歌，作品的波瀾壯闊，氣象萬千，正反映了作者豐富而復雜的斗爭生活，堅貞而熾烈的愛國心情；精神實質的內在聯系，使得它成為天衣無縫，冠絕千古的名篇。可是后世讀者的欣賞往往停留在音調的鏗鏘，詞藻的瑰麗的上面。甚至有人認為“古今文章無首尾者惟莊騷兩家”。說它“哀樂之極，笑啼無端；笑啼之極，言語無端。”（陳繼儒語）這種似是而非的十分抽象的模糊概念，其結果必然陷于不可知論。關于本篇的主題思想及其篇章結構除了上面分段說明（見譯注）外。茲提出下列幾點：

第一，本篇以現實的火熱斗爭作為通篇的主題思想，它不但說明了屈原和貴族的腐化惡劣勢力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而且反映了他是怎樣在殘酷考驗中戰勝了自己思想里脆弱的一面，完成了他那種堅強的具有偉大悲劇意義的高尚人格。圍繞著這一核心，層層深入。例如女媭、靈氛、巫咸三大段談話，本身并非事實，只是表現屈原在現實斗爭中曲折復雜的心理活動過程。他（她）們同樣是同情屈原的；可是他（她）們的身分不同，表現在語氣上的關切程度不同，而且論點也是各異的。女媭單純從愛護屈原、關心屈原出發而說出娓娓動聽的人情話，她只是勸屈原作明哲保身之計。處于這樣黑暗的政治環境里，要想明哲保身是不容易的，那就只有消極逃避之一法；這正符合于戰國時代盛行于南方的道家思想。靈氛回答屈原問卜之詞，是為屈原的事業前途著想而提出的當時士的階層社會意識的普遍誘惑。巫咸的語言表面僅僅是一篇不切實際的大道理，實質上則是以妥協代替斗爭，為同流合污、茍合取容的作風和行為自己在思想上先找好一個防空洞。這正反映了屈原在思想上可能動搖的三個方面。對這，屈原都沒有作正面的答覆：聽了女媭的談話以后，借“就重華以陳詞”從理論上予以否定；回答巫咸的則是從具體情況的分析來粉碎其客觀現實的根據；靈氛的誘惑，雖然引起了他暫時的動搖，可是偉大的愛國熱情終于使得這種誘惑完全破產；而屈原也就在思想斗爭中終于取得最后的勝利。這樣不但在表現手法上極盡變化之能事，而它主題的突出是如何的明朗而深刻！

第二，本篇在組織形式上一個最基本的特色，那就是現實的敘述和幻想的馳騁的互相交織；而這，又是被它的內容所決定的。詩篇一開始是從現實的敘述著手的，接著他就現實問題加以詳盡的說明和反覆的剖析，可是精神上仍然找不到自己的出路；于是丑惡的憎恨和光明的憧憬，就使得他那迷離恍惚的心情進入一種縹渺空靈的幻想境界。隨著幻想的開展，擴張了作者憂憤的深度和廣度，馳騁著人生的熾熱愛戀與追求。可是這幻想是無法脫離現實的，這就決定了幻想最后的破滅，它終于不得不回到現實而結束全篇。本篇的結構，就是這樣統一起來而達到完滿的高度。

第三，盡管幻想和現實交織，全篇的線索是分明的。作為本篇的具體內容是屈原的自敘生平；而屈原的生平是和楚國客觀形勢密切聯系著的。伴隨楚國客觀形勢的不斷變化，屈原所采取的態度是怎樣呢?最初他滿懷信心的提出“愿俟時乎吾將刈”，可是現實不允許他實現他的理想，接著就是“延佇乎吾將反”；再次，是“吾將上下而求索”；復次，是“吾將遠逝以自疏”；而這都不可能，最后是“吾將從彭咸之所居”了。這五句所標明的是思想發展變化的五個過程，相互之間的內在關系是緊緊相聯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這樣就很自然的劃清了文章的層次；更重要的是，引出了貫串全篇的一條主要線索。從這一主要線索派生出來的其他各個方面的敘述亦莫不如此。例如：篇中以男女的愛戀象征理想的追求，始則曰，“吾將上下而求索”；繼則曰，“哀高丘之無女”；繼則曰，“相下女之可詒”；繼則曰，“閨中既以邃遠兮”；繼則曰，“豈惟是其有女”；繼則曰，“聊浮游以求女”。又如用芬芳的服飾，比喻自己的好修，遣詞用意，也都是前后一貫，脈絡分明，自成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