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84章完結感言

由 雕龍文庫 分享時間：2024-03-18 02:27:55 加入收藏我要投稿點贊

《如夢令·昨夜雨疏風驟》表達了詩人怎樣的思想感情

王安石簡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號半山，小字獾郎，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世稱臨川先生。

撫州臨川人（現為撫州東鄉縣上池里陽村人)，漢族。

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

在北宋文學中具有突出成就。

其詩“學杜得其瘦硬”，長于說理與修辭，善用典，風格遒勁有力，警辟精絕，亦有情韻深婉之作。

著有《臨川集》。

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

父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

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強，受到較好的教育。

慶歷二年（1042年）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的官吏。

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

熙寧二年（1069年）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

熙寧九年罷相后，隱居，病死于江寧（今江蘇南京市）鐘山，謚號“文”。

其政治變法對宋初社會經濟具有很深的影響，已具備近代變革的特點，被列寧譽為是“中國十一世紀中國最偉大改革家”。

　　王安石年譜　　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1021）一歲　　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于臨江軍（今江西清江）。

　　仁宗天圣八年庚午（1030）十歲　　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今廣東韶關），王安石隨父至韶州。

　　明道二年癸酉（1033）十三歲　　王益回臨川（今江西東鄉）母報喪，王安石隨行。

　　景祐三年丙子（1036）十六歲　　王益服滿赴京，王安石隨行。

　　景祐四年丁丑（1037）十七歲　　四月，王益通判江寧府（今江蘇南京），王安石隨行。

　　寶元二年己卯（1039）十九歲　　二月，王益卒于江寧任上。

　　慶歷二年壬午（1042）二十二歲　　三月，王安石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

以秘書郎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

　　慶歷六年丙戌（1046）二十六歲　　自臨川赴京，不求館職，改大理評事，知鄞縣。

　　皇祐三年辛卯（1051）三十一歲　　以殿中丞通判舒州（今安徽潛山）。

　　至和元年甲午（1054）三十四歲　　自舒州赴京，特授集賢校理，辭不受，九月除群牧司判官。

　　嘉祐二年丁酉（1057）三十七歲　　五月改太常博士，知常州。

　　嘉祐三年戊戌（1058）三十八歲　　二月提點江東刑獄。

十月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

　　嘉祐六年辛丑（1061）四十一歲　　為工部郎中、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

　　嘉祐八年癸卯（1063）四十三歲　　三月仁宗，英宗（趙曙）立。

八月，母吳氏卒于京師，十月歸葬江寧。

　　治平四年丁未（1067）四十七歲　　正月，英宗卒，神宗（趙頊）立。

詔以故官知江寧府。

九月，召為翰林學士。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1068）四十八歲　　四月，自江寧入京。

神宗詔越次入對。

　　熙寧二年己酉（1069）四十九歲　　二月，以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頒行均輸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等。

　　熙寧三年庚戌（1070）五十歲　　十二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史館大學士，與韓絳并相。

立保甲法。

　　熙寧五年壬子（1072）五十二歲　　行市易法、保馬法。

　　熙寧六年癸丑（1073）五十三歲　　提舉經義局。

九月，熙河大捷，神宗解身上玉帶賜之。

　　熙寧七年甲寅（1074）五十四歲　　三月，行方田均稅法。

四月以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江寧府，新法遭遇首次挫折。

十月，行手實法。

　　熙寧八年乙卯（1075）五十五歲　　二月，復拜同平章事、昭章館大學士。

六月，進加左仆射，兼門下侍郎。

　　熙寧九年丙辰（1076）五十六歲　　六月，子雱卒。

十月，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

　　元豐元年戊午（1078）五十八歲　　正月，進尚書左仆射，封舒國公。

　　元豐三年庚申（1080）六十歲　　九月，加特進尚書左仆射、門下侍郎，改封荊國公。

　　元豐七年甲子（1084）六十四歲　　乞以宅為寺，賜名“報寧”。

　　元豐八年乙丑（1085）六十五歲　　三月，神宗卒，哲宗（趙煦）即位。

新法先后廢罷。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1086）六十六歲　　四月初六病逝，贈太傅。

　　政治家王安石　　慶歷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進士第四名及第，歷任簽書淮南（揚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知鄞縣（今浙江寧波）事、舒州（今安徽潛山）通判，一度調開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調知常州事、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繼召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誥。

多年的地方官經歷，使王安石認識到宋代社會貧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統治所面臨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于夷狄”。

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

以歷史上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于覆滅的事實為例，王安石對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見的緊迫感，大聲疾呼：“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不然，漢亡于黃巾，唐亡于黃巢的歷史必將重演，宋王朝也必將走上覆滅的道路。

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國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臺執政。

熙寧初，王安石以翰林學士侍從之臣的身份，同年輕的宋神宗宋神宗議論治國之道，深得宋神宗賞識。

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于富國強兵，借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

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

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執政前就認為，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

”執政以后，王安石繼續發揮了他的這一見解，曾經指出：“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而“理財以農事為急，農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趨農為急”。

在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認為，要發展生產，首先是“去（勞動者）疾苦、抑兼并、便趣農”，把勞動者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使那些游手好閑者也回到生產第一線，收成好壞就決定于人而不決定于天。

要達到這一目的，國家政權需制定相應的方針政策，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從上到下的改革。

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并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諸如農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輸、市易、免行錢、礦稅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

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斗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王安石親自撰寫《周禮義》、《書義》、《詩義》，即所謂的《三經新義》，為學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

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第一次罷相。

特別是由于變法的設計者王安石與變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變法的問題上產生分歧，王安石復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推行下去。

加上變法派內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寧九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閑居江寧府。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

政局的逆轉，使王安石深感不安，當他聽到免役法也被廢除時，不禁悲憤地說：“亦罷至此乎

”不久便郁然病逝。

　　歷史評價：　　王安石推行的變法，歷史上的評價多有不同。

北宋時期，其反對派就以修史的方法進行批評。

到了南宋，再次通過修史的方法對其改革進行定性，指出王安石變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滅亡（有說法指出是南宋朝廷為了推卸皇室的責任）。

以后歷朝歷代均以此作為依據，對其變法做出這樣的判斷，以至于在宋元話本里有文章專門諷刺。

　　但是王安石的家鄉的一些文人出于同鄉的原因進行了一些爭辯，例如陸九淵等。

　　歷史發展到近代，中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變故，改革的呼聲日益提高，所以對王安石變法開始進行正面的評價，主要的人物有梁啟超、嚴復等，他們從社會現實需要出發，呼吁改革精神。

以后對王安石變法的研究越來越多，并在民國時期有所推廣。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對王安石的評價主要從階級等角度出發，以后逐漸取消了這種方法，從具體的利益角度來看他的變法。

主要研究者有漆俠、鄧廣銘等。

　　在海外，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就認為，王安石的多項改革，涉及將當時的中國進行大規模的商業，以及數目字管理，但不見容于當時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關技術能力而無法取得成功。

　　宗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

第二年，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長信，列舉實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

〈答司馬諫議書〉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

”所謂“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正是王安石的寫照。

　　王安石變法　　由于深得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進行變法。

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系，并認為，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

執政以后，王安石繼續發揮了他的這一見解。

在改革中，他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一系列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

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斗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

變法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兩宮太后、皇親國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結合起來，共同反對變法。

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1074年）第一次罷相。

次年復拜相。

王安石復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推行下去，于熙寧九年（1076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閑居江寧府。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

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啟迪　　王安石變法失敗后，得勝的舊黨一下子失去了攻訐的對手，一黨一派一條心的日子士大夫是過不下去的，于是內部又分裂為“洛黨”“蜀黨”和“朔黨”三黨，彼此之間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謾罵，勢同水火，比當初同新黨的斗爭還要激烈。

　　為了國家的富強，經濟的昌盛，中國古代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有為的政治家，無不變法圖存，經歷著輝煌與失敗。

這里面，有悲劇的英雄，有名標青史的能臣和帝王，也有曾經叨擾千古罵名的歷史過客。

　　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積弱積貧的現狀，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變法以圖強。

樂于守成，而不思創舉的趙禎并不以他的建言為意。

直至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從小喜讀韓非子，熱衷于變法理財的趙頊拜為參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開始推行變法的主張。

其均輸、青苗、方田均稅、農田水利、免稅，市易諸法，利在理財富國；保馬、保甲、將兵諸法利在精兵簡政，便利于民。

王安石處于“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決心兩度罷相，不避艱險，推行新法，結果，勞心費神，事倍功半，不但沒有取得變法的成功，反而在眾多大官僚的反對聲中，在自己陣營不斷的內訌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慮和以賢德著稱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預下宣告了變法的失敗，并于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罷相，從此逐漸淡出政治舞臺。

后來，以蔡京為首的新黨雖然打著王安石變法的旗號，繼續推行已經變味，而成為新興官僚集團斂財擾民的工具的新法，并設元佑黨人碑迫害當時反對新法的一代名臣，卻也因為貪污腐敗，蠅營狗茍，為天下所不齒，最終成為斷送北宋江山的亂臣賊子，自己遺臭萬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罵名。

　　有良好的愿望和動機，并不一定就產生良好的結果。

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可以作為這一論斷的注腳。

古來變法，實際上所要解決的就是四個字“理財、用人”。

理財為了富國強兵，是變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則關系到財理到哪里去了，實際關系到變法的成敗。

王安石并沒有很好地解決用人的問題，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說不得力的變法卻沒有收到應有的結果，反而成為新興官僚集團搜刮地皮，擾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這究竟是因為什么呢

　　不管當代的歷史學界怎樣誹謗反對新法的韓琦、富弼、司馬光、文彥博，范純仁，甚至蘇軾兄弟，都無法否認這樣一個事實：即，幾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們在其他方面都堪稱泰斗、干才，在個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么不約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變法的反對者呢

后妃史上，賢德自守，不逾閨訓半寸、無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樣深明事理的女主，怎么也加入到本來有利于趙氏統治的變法的反對者之列呢

簡單地用大地主、大官僚為了自身的利益，而聯合反對重在抑制豪強兼并的新法，從而導致了新法的失敗，這是不科學的，至少是違背了歷史事實本身。

　　縱觀王安石變法的用人，基本貫徹著黨同伐異的干部路線。

只要是口頭上堅決擁護新法，并且不惜矯枉過正地推行他所以為的新法的后進，不管其人品怎樣，節操如何、是否有胸襟為了終極目標，就能虛懷若谷地博采眾家之益言，忍辱負重地團結同人，目標一致地堅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對象。

而恰恰是這些人，大多處于政治投機的動機，并不真心擁護變法改革，只是借用這一終南捷徑，來實現自己飛黃騰達，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

曾布是王安石推介為主管變法的司農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諸法的參與制定者，但在朝臣，后黨一致反對下，神宗對變法有所動搖時，即聯合另一個市易法的倡議人魏繼宗攻訐實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個得力助手呂嘉問，止此一點，可見曾布，魏繼宗人品之一斑。

首倡差役諸法害農的前三司使韓絳（王安石第一次罷相繼為宰相，繼續推行新法者）與王安石得力助手呂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復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與王安石意見相左，自請辭職外任知州。

王安石薦用呂嘉問為市易司，又為呂惠卿所不滿，雙方時有芥蒂，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僅指示御史中丞鄧紈上書彈劾呂惠卿在華亭縣借富民家財置田產，由縣吏收租，“交接貪污”，致使呂惠卿罷政，牽連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兩臂膀。

這樣一個臨時拼湊的，貌合神離的變法集團，個人品行又可以時時為人添加攻訐、彈劾的理由，怎能不讓王安石內外交困，陷于兩難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樞密使吳充，是王安石的兒女親家，卻不心許新法，率先變更。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竟然與前宰相富弼女婿馮京聯合支持言官鄭俠上書攻擊呂“惠卿朋黨奸邪”。

閑居洛陽四年的司馬光上書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錢，使民負債，官無所得。

二是免役斂錢，養浮浪之人。

三是保甲擾民。

至少是觸到了新法在推行過程中，官吏變本加厲，使該法變質的實際。

在外有強大政敵，內部又渙散離心離德的情況下，獨木難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敗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選擇

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賊（高俅、童貫、王黼、朱緬、李彥）攬財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紛擾，民不聊生，內憂外患紛至沓來。

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文學家王安石　　王安石不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

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系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于為社會服務。

他反對西昆派楊億、劉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風，認為“所謂文者，務為有補于世而已矣。

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

誠使巧縣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

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也。

”（《上人書》）正因為安石以“務為有補于世”的“適用”觀點視為文學創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

今存《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為變法革新服務。

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

《上仁皇帝言事書》，是主張社會變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據對北宋王朝內外交困形勢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變法主張，表現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國之疵”的進步思想。

《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在敘述并闡釋宋初百余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的同時，尖銳地提示了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

它對第二年開始施行的政，無異吹起了一支前奏曲。

《答司馬諫議書》，以數百字的篇幅，針對司馬光指責新法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四事，嚴加剖駁，短小精悍，言簡意賅，措詞得體，體現了作者剛毅果斷和堅持原則的政治家風度。

安石的政論文，不論長篇還是短制，結構都很謹嚴，主意超卓，說理透徹，語言樸素精練，“只用一二語，便可掃卻他人數大段”（劉熙載《藝概．文概》），具有較強的概括性與邏輯力量。

這時推動變法和鞏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成果起了積極的作用。

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膾炙人口，《鯀說》、《讀孟嘗君傳》、《書刺客傳后》、《傷仲永》等，評價人物，筆力勁健，文風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給人以顯豁的新鮮覺。

他還有一部分山水游記散文，《城陂院興造記》，簡潔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禪山記》，亦記游，亦說理，二者結合得緊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動、形象，又使具體的記事增加思想深度，顯得布局靈活并又曲折多變。

　　王安石的詩歌，大致可以罷相（1076年左右）劃界而分為前、后期，在內容和風格上有較明顯的區別。

“王荊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為涵蓄……后為群牧羊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葉夢得《石林詩話》）。

前期的詩歌，長于說理，傾向性十分鮮明，涉及許多重大而尖銳的社會，問題注意到下層人民的痛苦，替他們發出了不平之聲。

《感事》、《兼并》、《省兵》等，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描寫和提示了宋代國勢的積弱或內政的腐敗，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對于國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擇將”的建議；《收鹽》、《河北民》等，反映了當時人民群眾備受統治者迫、害壓榨的悲慘遭遇；《試院中》、《評定試卷》等，則直接抨擊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經世濟國的人才；《元日》、《歌元豐》等，熱情地謳歌了變法帶來的新氣象和人民的歡樂；《商鞅》、《賈生》等，通過對歷史人物功過得失的價，抒發了自己的新的見解和進步意義。

安石后期的隱居生活，帶來了他的詩歌創作上的化。

他流連、陶醉于山水田園中，題材內容比較狹窄，大量的寫景詩、詠物詩取代了前期政治詩的位置，抒發一種閑恬的情趣。

但藝術表現上卻臻于圓熟，“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頰間。

”（《后山詩話》載黃魯直語）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書湖陰先生壁》等詩，觀察細致，精工巧麗，意境幽遠清新，表現了對大自然美的歌頌和熱愛，歷來為人們所傳誦。

　　從詩體說來，安石的古體詩雖然多用典故，好發議論，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穎，充滿著情感和豐富的想象。

律詩則用字工穩，對偶貼切，但有時不免失于過多的雕刻。

五絕和七絕尤負盛譽，“王半山備眾體，精絕句”（《寒廳詩話》），“荊公絕句妙天下”（《艇齋詩話》）。

他的詩對當代和后世都有影響，被稱為“王荊公體”（嚴羽《滄浪詩話》）。

　　王安石的詞，今存約二十余首。

雖不以詞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劉熙載《藝概.詞曲概》）。

《桂枝香.金陵懷古》一詞，通過描寫金陵（今江蘇南京市）壯景及懷古，揭露六朝統治階級“繁華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縱沉郁，被贊為詠古絕唱。

它同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一詞，開了蘇東坡豪放的先聲，給后來詞壇以良好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