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妻子叫陳鳳英，她有1/4的馬來西亞血統，沒有讀過書，但人很好，十分樸實，幾十年洗衣煮飯，幫我操持這個家。她幾乎不出去購物，她穿的衣服、鞋子包括家里的很多東西都是我買的。不過，我現在所有財產都記在她的名下，人家說這個公司是曹德旺的，但從法律關系上說是我妻子的。我為什么要做這樣的安排呢？這是因為在我還沒有富起來的時候，曾經對婚姻徘徊過。

我們的結合完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結婚前兩個人連面都沒見過，僅僅看過一張很小的黑白照片，所以我們沒有經歷過談戀愛的過程。結婚那一年是1969年，當時家里非常窮，生活很苦。

剛一結婚，我就把她的嫁妝全部賣掉了，這些錢成為我做生意最初的本錢。有了這些錢我開始種植白木耳，然后拿到江西去賣，來回一趟可以賺七八百元錢。而她在家里伺候我生病的母親，一年到頭兩個人在一起的時間很少。這就是我們的“新婚燕爾”，但她一句怨言也沒有。

沒有想到，才跑第四趟，貨就被人家扣了，不但本錢賠了進去，還欠了村里人1000多元。很多人來向我要債，家里能賣的東西全都賣掉了，最后只剩下一小間房子，我對那些上門要債的人說：“你們要是能拿走，也拿去。”

當時我就對妻子說：“我現在一無所有，只余下一個人，實在不行，你可以再嫁人。”我丈母娘說：“胡說八道，你這么聰明，困難一定會渡過的，你放心回去吧，老婆孩子我給你養著。”

后來，我遇到了另一個女人，一個讓我想把家都扔掉的女人。那是20世紀70年代末，當時我們的生活已經有了很大好轉，不像剛結婚時那樣拮據。不過，雖然我做推銷賺到一些錢，但也只是一個富裕起來的農民而已，還沒有像現在這樣有能被稱得上事業的企業。就在那個時候，我在明溪（福建省明溪縣）愛上了一個女人。她很年輕，大約二十四五歲，已經結婚，有兩個孩子，我們都很投入，彼此覺得找到了一生的知音。

當時我寫信給妻子，向她表明心跡。她不識字，信是我妹妹讀給她聽的。后來等我回到家，她也只是說：“我知道配不上你，知道你是會走掉的，你如果真要走，就把房子和3個孩子留下來給我。”我聽了又覺得非常對不起妻子。

我面臨著一個選擇。一面是結發妻子，她為我默默奉獻了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永遠無條件地信任我；另一面是紅顏知己，我們有刻骨銘心的感情，有共同語言。我那時很苦悶，不知道以后的路應該怎么走。后來我就去做調查，了解別人的生活。

我選了100對有代表性的夫妻，有工人、醫生、干部、老師，也有老板，我發現并不是我一個人對家庭不滿意。讓我感觸比較深的是福州水表廠的一個朋友，他和太太兩個人，一個是科長，一個是團干部，可謂郎才女貌，他們是談了3年戀愛才結婚的，在我看來，應該幸福得不得了。然而，在我跟他們成了很好的朋友以后，才知道雙方都對家庭不太滿意，兩個人互相指責起來，不滿情緒一點兒不比我的少。

當時我得出的結論是：沒有一個家庭是絕對幸福的。于是我開始思考，為什么會這樣？后來想通了——兩個人，來自不同的家庭，受著不同的教育，就會形成各自不同的觀念，談戀愛時，可能是求同存異，一旦真正生活到一起，就會有很多問題。既然這樣，我為什么要去考慮換家庭的事。想通之后，我就回到家鄉專心去辦玻璃廠了。

后來我慢慢悟到，兩個人從素昧平生到成為一家人，這是緣分，應該好好珍惜、和睦相處，有困難的時候同舟共濟，發達之后更要不離不棄。

我還有一個看法，就是男女之間還是要有真感情，像我和妻子，雖然直到現在我們也很少有時間交流感情，可她和我是患難夫妻，我們一起經過很多事情，這就是感情。

我們結婚這么多年，很少去刻意培養感情，像電視劇里那樣，送讓對方驚喜的禮物或者相約吃個燭光晚餐、在月光下說些纏綿悱惻的話，我們都沒有過。我們的感情就像涓涓溪流一樣，無聲無息。

一想到妻子嫁給我時還是一個純樸的少女，這么多年，無論發生什么樣的事情，她都始終如一地信任我，我就覺得有義務要盡到自己的責任，所以把所有財產都放在她的名下，我要讓她覺得安心，這輩子有依靠。我們雖然沒有那些激情如火的海誓山盟，但畢竟是攜手從青春走到白發，中間所有的悲傷和快樂都是連在一起的，這是一種血脈相連的感情，沒有經歷過的人體會不到。

許多人為了做事業，經常要處理家庭和工作的矛盾，可是對我來說，這個矛盾根本不存在。妻子從來不會要求我這個要求我那個，她不需要我去哄她。現在想一想，這種安靜本分的感情難道不是一個專心做事的人最需要的感情嗎？